摘 要：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恩格斯说：“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上述经济情况是存在的，但只是雅典、罗马的一种局部现象，所以，奴隶制，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只是雅典、罗马的一种局部现象。除雅典、罗马外，恩格斯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赫罗泰“处于农奴地位”。肯定了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在古代的存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商业资本；奴隶经济；局部现象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1-0154-06
一
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1］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
恩格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美国的奴隶制对暴力的依赖，要比它对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依赖少得多；在不种植棉花的地方，或者在不像边境各州那样为各植棉州蓄奴的地区，奴隶制不需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这仅仅是因为奴隶制不上算。”［2］
古代雅典，在公元前的数百年间，国家强盛，在对外战争中征服和占有了许多殖民地市场，粗略统计一下，有爱琴海诸岛、色雷斯、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塞浦路斯、埃及、利比亚、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科西嘉岛、西班牙、高卢等地。至于商业活动，则西至不列颠、大西洋沿岸，东至印度、中国。由于获得了这么多的殖民地市场，并且把商业活动推进到如此遥远的地区，雅典的工商业非常发达，不仅大量出口陶器、金属制品、纺织品等手工业品，还大量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同时，进口工业原料、粮食（约占消费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和牲畜等农产品。这说明，商品生产在工农业中都已占据主要地位。恩格斯说：“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3］就是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结果。后来，雅典衰亡，罗马兴起，不仅夺取了前者的所有殖民地，并且把商业活动推
进到波罗的海沿岸，“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正是由于商业资本和商品生产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在“完全另外一些情况”下，通过战争提供劳动力，从而形成了奴隶制生产方式。马克思的结论，就是根据雅典、罗马的上述情况分析研究后得出的。这种情况，在古代世界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所以，奴隶经济只是雅典、罗马的一种局部现象。
二
如上所述，古代雅典、罗马，在公元前后的数百年间，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繁荣，上层建筑领域的文艺、科学、哲学、政治和法律等方面与欧洲其他民族比较，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璀璨夺目，成为人们注视的中心。所以，在欧洲，古代史是以希腊（实为雅典，下同）、罗马为中心的。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恩格斯说：“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5］，就是以古希腊、罗马为中心进行论述的结果。这种古希腊、罗马中心论，在欧洲的某些学者中产生了错觉，以为奴隶制生产方式是由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也曾受上述古希腊、罗马中心论的影响，产生过“某种判断的盲目”。他在1868年3月25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我们大家被这种判断的盲目束缚得多么厉害啊！恰好在我的故乡，即在洪斯吕克，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当律师的父亲还和我谈到过这件事哩！”［6］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古代德意志的制度”，是指公社制度，而他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被“某种判断的盲目”所束缚，也就是受了古希腊、罗马中心论的影响。因为，雅典、罗马的奴隶经济，是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所以，在导致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就瓦解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因此，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公社制度是不相容的。雅典、罗马在进入奴隶制时期以后，就不存在公社制度了。本来，这是雅典、罗马的一种局部现象，可是，以希腊、罗马为古代史中心，沿着这样一条思维路线来观察和论述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就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公社制度早在古代就已经瓦解了，这样，就把希腊、罗马的一种局部现象当成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正是这种“判断的盲目”使“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的“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但马克思研究历史，是以唯物主义方法为指南的，所以，最终以历史事实否定了上述“判断的盲目”。
这里，我提一个问题。恩格斯说：“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7］对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我们该怎样来理解呢？是历史规律吗？如果不是，那么，是恩格斯错了吗？都不是。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古代”，是指雅典、罗马，不是指整个古代世界，不是说整个古代世界普遍存在“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这种现象。就雅典、罗马来说，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是正确的，但这种以古希腊、罗马为中心的论述方式，使人很难正确理解。在奴隶制问题上，也正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唯物主义方法为指南研究历史的，在研究了雅典、罗马、斯巴达、特萨利亚、日耳曼、罗马尼亚的历史以后，作出了“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的结论以及下列一系列论断：赫罗泰“处于农奴地位”［8］，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9］，“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10］，“罗马尼亚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的公用开支，久而久之，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着发展起来。”［11］ “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12］。上述结论和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
三
近代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证明，希腊早在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器时代时就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其农村公社一直存在到公元前8世纪以后，在雅典，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13］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导致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同时，瓦解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所以恩格斯说：“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14］那么，希腊从公元前2000年进入文明时代，到公元前8世纪这段时间，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剥削制度呢？据派罗斯的一块泥板文书记载，在某地段中，国王占地60份，军事统领占地10份，显然，这是公社分配的份地。那么，国王和军事统领在占有这些分地之后，是不是利用奴隶进行生产呢？不是的，他们把土地租给农民，收取实物地租。在泥板文书中还有国王向农民征收赋税的记载，这就进一步证明，克里特、迈锡尼国家是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榨取农村公社中的小农的剩余劳动的。这种剥削制度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相一致的。希腊从公元前2000年到800年期间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形成的，就是马克思首先在印度发现因而称之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依附农制度”［15］。所以，就雅典来说，也是在经过了1200多年的上述“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以后，到公元前8世纪，才因商业资本的发展而进入奴隶制时期的，并不是从原始社会直接发展而来的。
再说罗马。意大利也是在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器时代时就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也不是从原始社会直接发展而来的。恩格斯说；“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16］；“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17］。“不过”，他说：“这幅图景跟我们研究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要显得太暗淡和可怜了；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18］“由于全部传说的罗马上古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暗又因后世受到法学教育的著作家们（他们的著作还是我们的材料来源）的唯理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因而，关于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动因，都不可能说出什么确定的意见。”［19］现在，考古学证明，雅典、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也不是从原始社会直接发展而来的。在世界古代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这回事情。
如上所述，奴隶制生产方式是雅典、罗马的一种局部现象，并且，即使以雅典、罗马来说，也不是从原始社会直接发展而来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个公式是完全错误的，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而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古希腊、罗马为中心所作的某些论述的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有些学者把上述错误公式当作马克思主义来信仰和坚持，用上述错误公式来解释历史，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否认马克思对奴隶经济所作的结论，否认甚至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斯巴达、特萨利亚、日耳曼、罗马尼亚存在农奴制以及“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等一系列论断，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的旷日持久的论争。
四
马克思说，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可是，有些学者误解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古希腊、罗马为中心所作的某些论述，认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不接受马克思的上述结论。
2006年，廖学盛先生在一篇《廖学盛先生访谈录》中说：“我认为，奴隶制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是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劳动者尤其是农业劳动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从而使奴役他人成为可能。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的成员与氏族部落外的成员有严格的区别，此两者互为影响。如果不看到后一点，我们就很难解释在原始社会瓦解时，奴隶制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普遍地出现。”［20］ （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释。）应该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生产物的出现，只是“使奴役他人成为可能”，并不能决定奴役的性质和形式。如果不是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原始社会解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即或出现一些奴隶制现象，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要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需要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21］廖学盛先生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作为奴隶制生产方式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不科学的。其次，“血缘关系”和“氏族部落的成员与氏族部落外的成员有严格的区别”，也不是产生奴隶制生产方式的重要原因。马克思说：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这“完全另外一些情况”，就是通过战争提供劳动力。但这是因为商业资本和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并不是因为“血缘关系”的缘故。“血缘关系”和“氏族部落的成员与氏族部落外的成员有严格的区别”，也不是产生奴隶制生产方式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说：“罗马尼亚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久而久之，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着发展起来”。上述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并没有因为“血缘关系”不剥削氏族部落内部的成员。马克思说：“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也没有因为“血缘关系”而不剥削氏族部落内部的成员，不用农奴耕作。即就雅典来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八十年间……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精巧手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22］也是先“残酷剥削自己的同胞”，后“剥削奴隶”的，并没有因为“血缘关系”而不剥削自己的同胞。恩格斯在批评杜林的暴力论，说明产生统治和奴役的两条道路时，首先提出的就是在“原始农业公社中”，“起先的社会公仆怎样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成为希腊的氏族首领，成为克而特人的族长等等”［23］。“原始农业公社中”的“社会公仆”也没有因为“血缘关系”不变为“社会的主人”。马克思已经指出，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是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不是因为“血缘关系”、“氏族部落的成员与氏族部落外的成员有严格的区别”的缘故。廖学盛先生为了给“奴隶制为什么在世界各地普遍地出现”作“解释”而提出的上述两个“重要原因”，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和论断相对立。如前所述，在世界古代史上，就根本不存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这回事情，廖学盛先生为这样一个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的公式做解释，就不可能不是一种凭空想象的错误解释。
廖学盛先生说：“研究历史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下工夫，不能一知半解……现在有的人不在研读马恩原著上下工夫，就大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谓新见解。举个例子，有人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斯巴达的黑劳士是农奴，那就是古代希腊就有农奴了。这点就成为他们否定奴隶制具有普遍性的重要依据之一。黑劳士一词，从古希腊文译为德文比较麻烦，恩格斯译作农奴，有些问题。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奴隶制是有总体性论述的。恩格斯十分肯定地指出道：‘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恩格斯明确地讲到：‘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这种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就做出自己解释的做法是很不严肃的。”对于廖学盛先生的这段话，先说他举的一个例子。恩格斯说：“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时代，还不知有家庭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赫罗泰则另外居住在庄园里”［24］。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是否定奴隶在斯巴达的存在的，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说赫罗泰处于农奴地位。恩格斯说赫罗泰“处于农奴地位”，是从生产关系上来说的。马克思、恩格斯说：“劳动者是土地所有者贵族的农奴”［25］、“农奴拥有并使用生产工具和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或者服一定的劳役”［26］、“农奴是交出东西”［27］；而“奴隶被直接剥夺了生产工具”［28］，“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29］，“在奴隶劳动下……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30］。恩格斯说赫罗泰处于农奴地位，就是根据上述定义来判断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并不是翻译上有问题，如廖学盛先生所说的：“恩格斯译作农奴，有些问题”。古希腊人说赫罗泰是奴隶，那是古希腊人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马克思主义，还不知道生产关系以及从生产关系上来区别被奴役者的阶级属性。时代在前进，我们的理论水平也应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能停留在古希腊时代的水平上，以古希腊人说赫罗泰是奴隶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提出的赫罗泰处于农奴地位的科学论断。1882年12月22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31］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是以雅典为中心，相对于雅典的奴隶制和未被征服的居民来说的。这一论述说明，除雅典外，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在希腊、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作为一个例子，斯巴达的赫罗泰“处于农奴地位”，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正是根据这些历史事实，恩格斯提出并与马克思“达成协议”：“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肯定了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在古代的存在。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廖学盛先生说赫罗泰是奴隶，是不正确的。其次，从翻译的角度上来看，恩格斯也没有将古希腊文中的“奴隶”译作“农奴”。恩格斯在为《美国百科全书》撰写的《步兵》这一条目中提到：“甚至奴隶——都必须服兵役……所以每一个斯巴达贵族都有仆从跟随。” ［32］ 条目是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整理出来的，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恩格斯并没有将古希腊文中的“奴隶”译作“农奴”。恩格斯说赫罗泰“处于农奴地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不是如廖学盛先生所说的“译作农奴，有些问题”。廖学盛先生提出的上述批评，纯属不实之词，其动机无非是为了抹杀恩格斯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断在理论上的重要意义。
廖学盛先生接着说：“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奴隶制是有总体性论述的。恩格斯十分肯定地指出道：‘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这是恩格斯说的话吗？如前所述，在欧洲，古代史是以希腊、罗马为中心、为典型的。这样，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古代”、“希腊罗马”两个概念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概念：“antic”，既指“古代”，又指“希腊罗马”，中文则译为“古代”、“古典古代”、“古代世界”“古希腊罗马”，这些词语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恩格斯说：“Die Sklaverei（奴隶制）ist（是）die erste，（第一）der antiken（古代希腊罗马）welt（世界）eigentümliche（所有的、拥有的、固有的）form（形式）der ausbeutung（剥削）［33］。恩格斯说得清清楚楚：“奴隶制是古代希腊罗马世界所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他所说的“世界”，是“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不是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在内的整个古代世界，怎么能说是一种“总体性论述”呢？其实，廖学盛先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34］，即在恩格斯说的“古希腊罗马世界”中间“塞进”一个“时代”，成为“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这样，恩格斯说的“世界”，就不是“古希腊罗马世界”，而变成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在内的整个古代世界，从而成为一种“总体性论述”了。但这是廖学盛先生“塞进去”的“东西”，不是恩格斯的原意。在恩格斯所说的“antiken”这个概念中，已有“古代”这个“时代”，又何须再在“古希腊罗马”与“世界”之间“塞进”一个“时代”呢？廖学盛先生所谓的“总体性论述”，是廖学盛先生“塞进去”的“东西”，根本不是恩格斯对奴隶制的什么“总体性论述”。廖学盛先生这样歪曲恩格斯的论述，是不应该的。当然，廖学盛先生对自己的译文有最终解释权，那就请告诉读者，其中的“世界”，指什么世界。
再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讲的一段话，原文是：“在亨利•乔治看来，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笼罩一切的原因。但从历史上看来，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33］恩格斯在这里是以“人身被占有”来批评亨利•乔治把“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看成“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笼罩一切的原因”的片面性，并不是论述社会生产方式，并不是说“亚细亚古代”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人身占有，是建立奴隶制生产方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人身占有”不等于奴隶制生产方式，正如前引恩格斯所指出的：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需要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并不是“手持利剑”就可以建立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恩格斯在论述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时说：“家庭奴隶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成为生产的基础，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入家庭（例如内宅的女奴）。”［34］亚细亚古代存在“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并未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至于“古典古代”，如上所述，是指雅典、罗马，不包括欧洲甚至希腊的其他地区。廖学盛先生引用恩格斯批评亨利•乔治时说的这句话来论证“奴隶制”的“总体性”，也是不正确的。
廖学盛先生说：“研究历史”，“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甘于寂寞”。我认为，这种精神是需要的，但不够，还需要科学的方法，不然，坐冷板凳的时间越长，离马克思主义越远。恩格斯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35］“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
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6］按照现成的公式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这不是研究历史。 例如，廖学盛先生说赫罗泰是“授产奴隶”、“分居奴隶”［37］，就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按照现成的公式来剪裁历史事实。试问，斯巴达人给赫罗泰“授”了什么“产”？赫罗泰是当地居民，被征服后，仍居住在原来的庄园里，保持其独立的家庭经济生活，这又“分”什么“居”？在奴隶制问题上，廖学盛先生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按照现成的公式剪裁各种历史事实。
廖学盛先生批评“现在有的人不在研读马恩原著上下工夫，就大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谓新见解”，“是很不严肃的”，甚至批评恩格斯将赫罗泰“译作农奴，有些问题”。其实，在奴隶制问题上来说，廖学盛先生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不过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些误解和曲解。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这是马克思作的结论。何谓“结论”，是无需解释的。廖学盛先生应该下工夫认真学习马克思作的结论。当然，如果廖学盛先生认为马克思作的结论不是“马克思的奴隶制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假如马克思地下有知，也只能无奈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社会发展规律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不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要从经济上来进行分析研究，要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从经济上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的。这才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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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87．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成都：四川出版社，1972．474．
［37］更深入地研究“奴隶”与“农奴”的区别［J］．史学月刊，1997，（4）．
责任编辑:吴涌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