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书桌前写着缅怀的文字，我努力追忆先生当年的事迹和言谈，不免后悔那时的不求甚解，不好追问；多少事情，多少话语，成了一节又一节不连贯的断章。虽然单单这些，先生的经历，与夫交往过的人物，就已丰富多姿，可谓中国现代历史精彩的一页，我还想透过这些，透过记忆中先生炯炯的眼神和聪慧的笑容，瞥见那一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深度。
一
先生晚年是以学术安身立命的。
“文革”前后，先生译出黑格尔《逻辑学》，名满天下。那个时代，学术是意识形态的婢女，甚或奴隶，学术水平的真正体现也只在翻译和校注一途。缘于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在中国占有无比尊荣的地位。许多原本以思想和研究见长的哲学家和学者也只能以迻译做生涯了。康德和黑格尔是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过世后由师母冯静编辑的《康德黑格尔哲学讲稿》可见其雪泥鸿爪。即便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这些篇章依然体现了先生的风格，犀利、独到，不时灵光闪现。
先生所校对的叔本华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文字流畅优雅，亦属经典。其实，先生于法国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只是问世的文字不多，对古代的和现代的西方哲学也有深厚的知识。
先生的学术研究其实远不止于哲学，从政治、历史到物理学，从逻辑、文学、语言到军事，都在他的视野和兴趣之内。这一点是很为人佩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二十多岁时，先生就翻译了普朗克的《物理认识之途径》，一九三七年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
从国家图书馆查得，他还翻译了德国人肖尔兹的《简明逻辑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七年），法国人艾麦吕耶的《希腊音乐史第一部中古时期（希腊-罗马）》（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一九五七年）。知识和兴趣的博大，或许源自德国大学的教育，在那里他学习过数学和物理。先生的影响，是远在哲学领域之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包遵信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说：“记得五年前的一次座谈会上，杨一之先生曾有一个发言，说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文章高手，却没有一本讲文法的书；有那么多的思想大家，却没有一本讲逻辑的书。”（包遵信：《“墨辩”的沉沦和“名理探”的翻译》，《读书》一九八六年一期）现在中国虽然有了不少讲文法和逻辑的书，但文法和逻辑本身还是没有多少人讲究的，人们更愿意讲的是张载的四句禅，因为那可以过瘾。
先生少年成名，天赋和才气之高，是不必说，眼光和品位之高，却不得不说。在二十几岁发表的文章中，他就已经崭露出对国际形势很到位的大局观。他曾经写过一篇《歼灭战在今日》，军事分析头头是道，归国之后更有从军的意向。先生佩服诸葛亮，曾对我多次说起，我想，他的想从军大约也在于运筹帷幄。上世纪六十年代先生被请去指导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翻译，就是缘于他军事理论的造诣。
知识和兴趣虽然广博，先生的专业知识却属精深，工作出色。黑格尔著作和德国哲学的迻译，至今学界依然意见纷纭。《逻辑学》的难译，出于多重原因。它是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三位一体的体系，黑格尔把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概念都纳入其中，因此，好的翻译需要建立一个西方哲学概念的统一体系。黑格尔哲学极其思辨和抽象，整个体系又彼此呼应，但他又是语言大师，语言简练却意义复杂，一个词语常兼用其多个义项，乃至相反的义项。译者既要有把握体系的思辨能力，也要能够以同样简练、思辨而多义的文字来表达其思想，于是，汉语功夫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逻辑学》译本的汉语辞简义赅、准确而典雅，始终是汉语哲学翻译的典范，难以超越。
当今中国，汉语教育和素养日趋薄弱，经典学术翻译亦遭受池鱼之殃。不少翻译，对外文原意或许还相当考究，汉语能力却贫弱得捉襟见肘，不足以表达原著的思想和风格。先生一代的翻译，许多成为经典，除了其他，深厚的汉语功底就是重要的条件。
先生的学术论文亦写得雍容典雅，与其翻译一样，给我的启迪是极大的：哲学文章原也可以写出文采，枯涩和灰暗并非哲学表达的本色。《实践理性批判》出版之后，有人问我经验。我说，每天动手之前，先读一阵唐宋及以前的古文，以荡涤时文所留下的不良印记，犹如语言的沐浴焚香，这无非也是一补吾辈古典语言训练的不足而已。其实，汉语思想和文字的修养，是国人研究、翻译和诠释西方哲学和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学术上独树一帜，除了知识根基，尚需勇气。在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既是最高的学术工作，也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可笑的是，当时所有马恩著作都要从俄文翻译。有一段时间，似乎也有从德文翻译的计划。先生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间接受任务，翻译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这部花费了先生许多心思的译著，最后没有编进官方的全集，而以单行本出版。先生的一句“几经周折”（杨一之：《理想的追求》）道尽了其中的曲折。译文风格独特，与官方品位格格不入，以及从德文直译的更加准确的表达，或许都是原因。
然而，由于俄文版的根本缺陷，马恩著作的翻译常常也要求教和求助于精通德语的专家，先生在这方面尤其有权威性。第一版马恩全集第三卷是马恩早年的主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译后记中有一段话说：“本卷在译校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杨一之同志帮助我们从德文校阅了‘费尔巴哈’部分，北京大学郑昕、熊伟、芮沐、宗白华和洪谦等同志从德文校阅了‘圣麦克斯’部分，给译文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多少年后我访问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室，室主任告诉说，当时由苏联主持的马恩全集编辑有一个规定，马恩全集的规模不能超过列宁全集。由此而想到，在中国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大学西方哲学等课程只能由苏联专家讲授，而中国教授一概被褫夺了上讲台的权利。
那一代人的雄心，那一代精英的精神气概，与西方原本是平行的。虽然历经社会动荡，但不少人依然怀有极高的学术理想。先生曾几次说到，中国的德国哲学研究总要有这样一天，那时外国学者非读中国人的成果不可。这使我想到陈康先生的理想，有一天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外国人要以不懂汉语为憾。先生晚年还有撰写一部黑格尔研究的设想，可惜英雄暮年，终于没有完成。
今天，伟大的口号响遏行云，但是，精神的勇气、自信和节操是否在多年多重的禁锢和打击之后，真正恢复了起来？
二
先生的往来鸿儒，当时很让吾辈感佩。当我们青少年时，交游是陌生的东西，不易而且有限。少年时读鲁迅，看到民国时代的人可以到处跑来跑去读书、教书、移居、办杂志和聚会，留洋就学，与各色各样的人物交游，觉得很好，因为这些于我们有如幻想。中国人那时被分成各种各样的类，许多类的人是不许接触的。至于远游，除了看到兄姊辈被迫到黑龙江等边疆省份下乡务农之外，旅行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记得“文革”中后期，每当腊月，总有一些邻省的农民成群过来乞讨，他们都身携证明，有时还由大队书记带队。
先生的交游可分学界和政界两派。政界朋友大多渊源于他在欧洲参加法共和德共的经历。学界友人遍布各个领域，多数名重一时，现在亦属大师了，如俞平伯和夏鼐等。那时我竟然没有什么意向去拜访这些前辈，错过了领略那个时代风采的机会。
人是交往的动物，而交游在中国士大夫生活中尤有重要的地位，所谓高山流水，悬剑空垅，兰亭雅集，都是这样的意思。“醉里挑灯看剑”的辛稼轩晚年觉得自己衰老之甚，乃是因为交流零落。古人说：“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纯粹的友谊虽然稀有，却正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先生与夏鼐之间的交往，在夏先生的日记里多有记载。两位先生都是博学的人，兴味相对，很谈得起来。那个年月往访朋友，径直去敲门就是，不必电话预约，所以就常有往访不值的情形。更有意思的是，想念，交流信息——在封闭的年代，朋友是信息的重要来源——或纯粹谈天，都是往访的理由。所以，在日记中，夏先生多数只简记先生的到访和他自己的往访，很少说及具体的内容。他们就住在同一个院子，一栋楼，虽不在一个单元，平时下楼取报纸、信件和牛奶常能遇上。到家里聊天，是礼节，也是人世的亲切。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日，国历正月初三，晚间夏先生到先生家贺年，先生告诉徐懋庸去世的消息，并谈到他与鲁迅的纠葛。夏先生的日记没有评价，但对先生所述内容记得相对详细，特别提到徐懋庸给鲁迅写的挽联，与原联也只一字之差。徐懋庸是一九四九年之后造就的无数悲剧文人中的一位，这是我略知一二的。所不知的是，徐懋庸也是先生的朋友，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先生依然与其往来唱和，这样的节操在那时是非常不易的。
我几次听先生谈及他与俞平伯的过往，在俞先生偶然有事和外出才记的日记里，也几次提到先生。他们的友谊更为久长和密切。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与其他朋友就一起自己掏钱办了《旬论》杂志，以发表对时事的看法。我自初中起就好读《红楼梦》，因《红楼梦》研究而成为反面人物的俞平伯，自然也晓得。但是，有一事到现在还让我疑惑。先生对《红楼梦》评价不高，对其中的诗词甚至有点不屑——我却很喜欢，因此不怎么敢在先生面前说，而俞先生则是红学大家，两人竟是长年的朋友。友谊在不同的人之间原来是可以有不同的色彩的。
先生没有留下回忆录或日记一类著作，而从他人的传记、回忆文字和日记中，读到许多关于先生的记载和评价，得知先生在他人笔下的形象是如此之佳，不免很觉光荣。譬如，《胡秋原传》和《胡兰畦回忆录》都有记述先生的亲切回忆，而复旦经济系教授朱伯康更是赞扬先生为贤哲。想想也是，先生鲜明的个性、卓越的才识和广阔的胸襟，尤其是醇厚的传统士大夫气度，在朋友和学生心中所留下的记忆和印象，是难以磨灭的。
梁志学先生记忆力非凡，给我讲过先生的不少事情，其中许多可得其他文字资料的印证。梁先生每次都会提到，先生诲人不倦，所以年轻人常常去先生处请教。在《人往低处走》和《花间一壶酒》中，李零说及他向先生学德语，听先生谈周扬、毛泽东对异化理论的不同态度，也是饶有兴味的事情。
先生诗才甚高，但他与现代派诗人交往的故事，虽略出于意表，却也在情理之中。卞之琳写文章说到他和何其芳与先生的交往，文笔很生动。卞之琳也住在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楼里。他在《维多利亚女王传》再版前言中提到，曾向先生请教几个德文书名的译法。何其芳的事以前偶尔听先生说过一句。卞之琳说，何其芳晚年常到旧书店搜购德文书，全力翻译海涅等德国诗人的诗，遇到德语的难题，便去就教于先生。海涅、何其芳和卞之琳，都是我少年时代就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之间原来有这样密切的联系，而又与先生相关，我的欣喜就油然而起。
令人扼腕的是，先生的去世也是与朋友、与他一生挚爱的诗直接相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旬他的好友杨熙龄去世，先生很是悲痛，要写诗来志哀。十九日苦吟一夜不眠，第二天早晨因支气管出血而陷入昏迷，一天后去世。这首诗也就成了绝笔，雄浑而悲伤。
天啬臻中寿，嗟君不世才。冥心探奇矣，抵掌何雄哉。
析辩惊沧海，著书轶讲台。我伤知己逝，萧瑟北风来。
然而，我想，此诗所吟咏的又何尝不可以是先生本人呢？
三
先生的才学和交游，有家世的渊源；先生的家族，四川潼南杨家，是个大家族。
先生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世，一如常情，这些都是师母告诉我的。亲情和家世的点滴，在他写于乙酉年的《小传》中亦有记载。四岁始诵《诗经》，好读《三国演义》，亦喜爱其中的诗词。六岁读杜甫，祖母陶香九亲自教以平仄音韵。陶香九是民国初年著名女诗人，所出诗集《绣余草》曾由胡适、陈三立等人作序题词。
少年时，先生就读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班，英文和法文的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一九二九年负笈远游欧洲，求学于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和维也纳大学等欧洲名校。
杨家政商学各界人才辈出，在国共两党都有响当当的人物。至亲、师生和好友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陷入你死我活对抗的两大阵营，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师母偶然会说到先生在民国政府当官的父亲，以及后来的去台湾。现在得知，先生的父亲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的秘书长，一九四九年去台湾之后曾任“立法委员”和大学教授。师母有一次提及，当年杨闇公受到追捕时，也曾在先生父亲家里藏身。
先生在其《自述》中提及，三十年代友人孟宪承曾向胡适推荐先生翻译黑格尔《逻辑学》，被胡适婉拒，先生为此很不高兴。我听先生谈及胡适，态度是颇不以为然的。但不少文献表明，胡适与先生一家可算是世交，胡适日记中也记载与先生父辈的交往，与其叔父也颇相与。重拾民国时期这些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或有见微知著的意义。
四
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境良好的家庭，十七岁游学欧洲之际，先生却投身国际共运活动。我听师母说起此事，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宽松时期，我调侃先生说，这不是拿着地主资本家的钱去革地主资本家的命？先生慧黠一笑而不语。
先生先是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参加法共中国组，然后去柏林大学学习，转入德共中国组。在他的《自述》里，先生没有提及自己在欧洲政治活动的经历。但在《胡秋原传》，胡兰畦和朱伯康等人的文字里，都有不少具体生动的记述。不过，全部历史我依然是不甚清楚的。当年先生不愿多说的原因，我想，主要就是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退出了德共，因为他不满斯大林的路线和德共的作为。德共当时助纣为虐，在许多州与纳粹合作，打击社会民主党，为纳粹的最终上台助了一臂之力，然而，最终也逃脱不了被纳粹消灭的结局。——这些历史我是在近几年才了解到的，一时真是很震惊，因为这与官方原来的版本，有天壤之别。
先生虽然退出德共，但依然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德国留学生圈子里很有名望。《胡秋原传》多次称赞先生博学、多才和正派，是位奇才（张漱菡：《胡秋原传》，台湾皇冠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672、674页）。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德国历史和现状与世界形势，不仅有知识，而且有卓见。一九三四年胡秋原请教他如何看纳粹的性质，先生一语中的：依照纳粹的党纲，前半部分是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后半部分是社会主义。胡秋原又问，纳粹前途如何？先生说“走向战争”——一语成谶。
先生的政治见识远不止于此。一九三七年苏联杀害本国的八位高级将领，极其惨烈。先生撰写《苏联的党狱》一文来追根究源。苏联当时在国际上地位日隆，从国际孤儿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年轻的先生却判断在这个国度中，人类精神的许多宝藏已经沦亡了。“残暴与卑怯，是一种精神状态底两面。上升的和自信稳固的势力，总是比较宽容；而武力和压迫底滥用，总是衰颓末世的特征。”这个被当时及后来许多中国人称为人类新希望的国度，却早已展现了末世的征象。有一点先生说得一针见血：“这种时时迫害和‘清算’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敢用自己的头脑思索，没有一个人敢独创地做一点事。”（《理想的追求》）
不过，先生当时对中国情况持乐观的态度。他说：“中国没有宗教，因此中国没有对异教徒迫害的传统，也没有以某种信仰鼓动群众夺取政权的党争。”他期望中国“保持这种博大宽容大国民的美德，更要以创造的精神来发扬这种美德”。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后来竟全盘照搬了苏联的制度，最终导致一系列如果不比苏联惨烈，也与苏联一样惨烈的事件，直至“文革”的浩劫。
先生谈起苏俄，总是很鄙夷的。苏俄对中国的戕害在现代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可与之比肩。苏俄从沙皇到列宁、斯大林，对中国就是一句话，包藏祸心。他们侵占中国领土，扰乱中国内政，令中国在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刻，陷入社会的极度动荡，历经无穷的灾难。
一九三六年先生从德国归来，有从政乃至从军的志向。一九八一年春节期间，他写《谈往录——记冯玉祥》一文记述他与冯玉祥交往的经过。先生为冯及其将领讲希特勒上台之后的形势，并受命联络其旧部。先生劝说冯抗日，并愿追随，但冯对先生的形势分析和建言，未予采纳。于是先生放弃了从军的念头。因为冯玉祥反对蒋介石，以后就被树为正面形象。但先生认为，冯拥兵百万以自重，无明确政治纲领，不过一军阀而已。在此之后，据朱伯康记载，先生曾在民国政府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
虽然此后先生的生涯主要在学术领域，但由于思想的倾向，也曾在一九四九年参加过外围的政治斗争。一九五三年先生从复旦大学调任贸易促进会专员，实际上是为国家领导人起草外事文件，并兼翻译，也是他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对于自己的从政经历，先生绝少提及。因为退出德共、与冯玉祥的过往和战地党政委员会的经历，在改革开放之前，用当时术语来说，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皆为政治迫害的理由。但是，即便在当时，这些历史也像学术一样很有吸引力。吾辈生长于封闭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和信息都是单向而扭曲的，任何更多的信息对我们来说，皆是正确的知识和道德判断力的养料。虽然社会逐渐开放，但在八十年代，许多历史依然还在层层的重禁之中。即便今天，我们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知识仍然是大有局限的。
先生的从政，盖出于那一时代的中国情怀。它虽然屡遭挫折，却始终流淌在那一代人的血液中。
五
自进入北大之后，我就慢慢地生成一个疑问，那些迷人的风范为什么似乎只出现在先生一代及以前的学人身上，而后来有如凤毛麟角，几近湮灭。他们有天赋，有才学——这些在今天不难见到；有胆量，这也还可以见及。他们狷介，有原则，有节操，这是自我的尊重，这在今天则已十分难得。倘若还有理智的勇气，个性的坚持，那么就有如稀世的文物了。迷人的气质就是由它们混成的。那一代人历经战争、革命、动荡、离乱和浩劫，尊严的摧残和人道的毁灭，有过莫大的希望，罹受了巨大的磨难。这些风范是如何在那些人身上保留下来的？或者这种精神为何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而今天它却仿佛又软弱到无以自立。
我常常也思考，那一代充满中国情怀和理想的人，在面临社会巨大变迁时，观念中有什么盲点？在先生二十多岁时所写的《非常与中庸》中，他希望，中国人应当能够“补救西欧自然科学所发生褊狭的胸襟偏至的恶果的药剂”，而其态度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由此，“中国正可以讲求科学而不必受其弊吧！”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这是中国志士仁人的主流思维定式，即只接受西方文化之长处，而不受其弊。这促使他们去寻求一种完美的制度，一种万全之策。不幸的是，最后只有一种高蹈而未经检验的理想，符合这样单纯的要求。殊不知，相比于切实却有瑕疵的合理制度，它们却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人们容易陷入其中，然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胡兰畦回忆录》记载了她受到自己同志迫害的经历，从受批判到进监狱，从失去生活来源到险些失去性命，她可以痛斥那些迫害她的行为和人，却难以直面导致这一切的观念和运动，因为这也是她个人生命无法剥离的血肉部分。
诗人、学者和政治思想家三位一体的先生，除了喜欢酒，日常生活是不在他的视野中的，对人情世故也是不在行的。先生一生虽然有在吾辈看来颇为复杂而丰富的经历，却依然秉持若干简单而基本的原则。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而精神却在自由和独立一端。先生的形象，令人最难忘的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从眼底是可以看到清澈的光辉的。
先生书房兼客厅的西面墙上有一副署名古吴陈正飞书赠的对联。陈正飞是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和书家，一九四九年之后屡遭迫害。联语摘自谭嗣同《夜成》的名句，而它恰似先生一生的理想、行止、风范和个性的写照，仿佛是专门来论定先生的。它其实亦映照了吾辈的心声。
斗酒纵横天下事
名山风雨百年心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草于北京圆明园东听风阁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改定于北京圆明园东听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