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秦时期，作为周代礼仪集大成者的“三礼”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女教读物的雏形；女子教育教材的奠基期在我国的汉代；唐宋以期，层出不穷、形式各异的女教读物开始问世；明清时期可看做女子教育教材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女教专著，但是从基本范畴、理论框架，都没有突破性进展。古代女教读物又呈现出自身特点：伦理至上，规范明确；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唐宋为界，注重普及；女子自撰，言传身教。
关键词：古代女子教育；女子教育教材；特点分析
从古代女子教育读物的发展过程来看，汉代是女教读物的发轫时期。唐宋以期，层出不穷、形式各异的女教读物大致都是在刘向与班昭所著二书划定的范围内，对女教未能提出新的更有创造性的见解。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后期理学的登台，使女教读物进入第二次高潮期，进行了多方面内容的更新，导致了女教、女性伦理道德、妇女生活等一系列的显著变化。”[1]与社会发展时期相对应，明清时期又出现女子教育读物的新变化。此时期可看做女子教育教材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女教专著，但是从基本范畴、理论框架，都没有突破性进展，仅仅是对前人著作和言论的继承，将“三从四德”的道理反复推衍。
一、历代女子教育教材发展概况
早在先秦时期，社会上就已浮现女子读物的雏形，并非专门的女学书籍，只是存在于教育、教化、教条的典籍之中。如《礼记内则》要求“妇事父母，如事舅姑”、“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等，提出了女子居家的仪行闺范。此时期可看做古代女子教育读物的萌芽期，因此相关条约规则相对较少。
中国女子教育教材真正出现的历史时期为汉代。“中国女子教育史上第一部妇女专史，也是中国古代女子社会教育教材，是‘女子教育的第一位圣人’——刘向所著的《列女传》。而由第一位女性‘女子教育圣人’班昭所著的《女诫》，是汉代与《列女传》齐名的女子教育课本，更是讨论女子教育问题的范本。”[2]自此之后，一股编写女子教育读物的狂潮席卷而来。
二、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教材特点分析
通观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教材，经过整理分析，可以总结出它们具有的一些特色。其中不乏自女教读物出现伊始至清末便具有的一些“从一而终”的传统，又存在部分时期、部分教材所独有的“个性”特征。
1.伦理至上，规范明确
中国传统社会为男权社会，以家庭宗族为宗旨，伦理至上讲求“男尊女卑”，对女子要求更为严格，依“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失节事大”等评判“好女娘”。女子出嫁前于家中事父母、事兄弟，出家后事舅姑、事夫君、相夫教子，孝为先。不仅提出这些在当时社会的一些重要观点，还为给一条理论作出明确地规定，使妇人有规范依据。
班昭《女诫》载：“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3]宋氏姐妹《女论语》述“女子在堂，敬重爹娘”“夫若出外，借问途程，黄昏未返，瞻望相寻，停灯温饭，等候敲门，莫学懒妇，未晚先眠。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百般医疗，愿得长生，莫学愚妇，全不忧心。”[4]不论是对待父母兄弟，还是侍奉公婆丈夫都有明确规范，女子被限定在这些框架中。
2.形式多样，种类繁多
中国古代女教读物浩如烟海，十分繁杂。经过整理认为可按不同依据划分。
按体例来划分有传记类和理论类。传记类主要以收录古代妇女贤良淑德的善行和丑态恶行为主旨。如刘向《列女传》、明代解缙《古今列女传》、清朝钱保塘《女英传》等。理论类主要阐发作者的女子教育理论并指出女子何以立身、何以言语、何以行动。如班昭《女诫》、宋氏姐妹《女论语》、仁孝文皇后《内训》。
按收录方式可分为单行本和丛书类。我国古代女教读物除《列女传》、《女诫》、《女论语》等单行本外，还出现诸多丛书类，以清代为盛。这些丛书或直接将几部经典女教读物收录整理合一，或不全收录只选择其中精要处，有所删减，在文章前后加以点评略述。如清代陈宏谋的《教女遗规》，就收录了《女诫》、《女论语》、《闺范》等十一种女教读物。
3.唐宋为界，注重普及
汉代为我国古代女子教育教材的发轫期，刘向与班昭开撰写女教读物风气之先河。当时是正值汉室危机，外戚专权。他说：“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5]为改造后宫紊乱所撰《列女传》。班昭著《女诫》也主要针对皇室贵族女子，未能涉及平民妇人。之后一直至唐代，女子教育教材才逐渐增多，从宫廷贵族走向民间百姓。
4.女子自撰，言传身教
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女子教育教材为西汉刘向编纂的《列女传》，之后未曾间断地涌现出无数女教读物由男子著作。然而，即使于男权社会，不少女子也著书立说，编纂女子教材。首位女子教育大家东汉班昭撰《女诫》，共七篇（合序为八），班昭经过自身经历的回顾，以自己为榜样，总结自己为妇人的经验，令天下女子效法。其篇目为“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顺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叔妹第七”，《卑弱》篇是贯穿全书的主旨，女人天生卑弱，因而需遵循“三从四德”。
后世又常有女子著述立说，言传身教。唐代长孙皇后著《女则要录》，宋若昭姐妹著《女论语》，武则天撰《孝女传》、《古今内范》；明代仁孝文皇后主持编写《内训》，章圣太后作《女训》，慈圣太后撰《女鉴》，王相之母刘氏以身作则，著《女范捷录》。女子自撰，言传身教，以警惕女子何以立身，影响颇深。
中国古代存在女子教育，只是它与男子教育不同，以家庭教育的方式出现。女子教育教材也随着女子教育而产生，形式多样、规范明确、伦理至上，从西汉女教读物正式发行后，从未间断。这些教材有历史沿革、承接传统的特点，又迎合时代、融合创新。
参考文献：
[1]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90.
[2]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33.
[3]选自张福清编注《女诫，妇女的枷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选自苏者聪选注《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任炜华（1987-），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曲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