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岂能被阉割成复仇？
《史记·赵世家》，全文1268字；拍成陈凯歌版电影《赵氏孤儿》，时长130分钟。
按理说，平均用1分钟的胶片反映10个汉字的内容，足应绰绰有余。事实上，影片导演足够大牌，演员阵容足够强大（不说几位“戏骨”主演了，连没几句台词的配角都是“角儿”），画面足够精美——当然，以上都是如今“大片文化”的必备要素，细究起来，陈版《赵氏孤儿》并没有脱离这个“窠臼”。
不过，剧本却实实在在地掀翻了《史记》的“老巢”。
太史公的故事
怎么来看待“赵氏孤儿”这个故事在历史上的重量呢？仅仅从这个故事的出处就可看出，《史记》中所谈世家，一共只有30个，“赵世家”为第十三世家。
这赵世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相当有来头。话说晋文公重耳，之所以能从一个流浪汉变成春秋五霸中的第二霸，与跟随他数十年的一个赵姓治世名臣分不开，这个人便是赵衰。其子赵盾，与管仲、鲍叔牙、百里奚等一道，被后世史学家列入“春秋名相”。不过这位名相，不幸与国君宠臣屠岸贾结下宿怨，及至其子赵朔承袭了爵位后，屠岸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就在这当口，“赵氏孤儿”整个故事里最闪光的两个人，公孙杵臼和程婴出现了。
在赵家人被杀或者逃命时，赵家的门客公孙杵臼问赵朔的一个朋友程婴，你为什么不死？程婴说，他知道赵朔已逃亡的妻子庄姬即将分娩，如果是男孩，他就要奉养，如果是女孩，他就去死。
赵朔的遗腹子赵武出生了，屠岸贾为了斩草除根全国搜杀，公孙杵臼和程婴抱着赵武逃到山中。此时，赵世家中最悲壮的第一幕出现了。公孙杵臼问程婴：“立与死孰难（扶立遗孤和死哪个更难）？”程婴答：“死易，立孤难耳。”
不久后，程婴从山中出来，找到搜寻官兵：“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
程婴带着兵士在山中找到了抱着孩子的公孙杵臼，公孙杵臼抱着怀里的孩子大骂程婴不忠不义而被兵士现场诛杀。
至此，程婴被晋国人认为是一个不忠不义爱财之徒，在千夫所指中，灰溜溜地带着一个孩子远走他乡。
15年后，晋景公得了一场大病，占卜结果很糟糕，他去问当时惟一没有参加血洗赵家的贵族韩厥，知道内情的韩厥抓住机会谈起赵家，说15年前被杀的赵武不是真赵武。
原来程婴和公孙杵臼15年前已经商量好，由公孙杵臼抱着假赵武去做容易做的事情，抚养真赵武的难事，就由程婴来办。真相大白了，流亡在外的程婴带着赵武回到晋国，并帮助赵武报了世仇。
此刻，赵世家中最悲壮的第二幕出现了——程婴选择自杀以辞。
程婴说，当初赵家灭门时，他就应该跟随赵家人一起去死，但是自己身怀扶立遗孤的重任，所以忍受了这么多屈辱。现在，他终于完成了任务，应该到黄泉下给老友公孙杵臼和赵朔一个交待。赵武啼泣：“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答：不能，当年他们先我而去，是认为我能够完成扶孤的重任，如果现在我还不去赶紧去报告他们，他们会以为我没完成任务呢！遂自杀。
事实上，在《史记》里那个替死的孩子，并不像我们现在惯常认为的那样是程婴的儿子，而是“二人（公孙杵臼和程婴）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不过，故事过了1000多年到了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那里，“他人婴儿”变成了“程婴之子”。而从元杂剧《赵氏孤儿》到明传奇《八义记》，“赵氏孤儿”开始被不同剧种反复演绎。
“赵氏孤儿”成了“哈姆雷特”
然而无论是太史公的故事，还是杂剧家的改编，他们的着力点，都在于通过对程婴和公孙杵臼两个人面对同一个事件所作出的两种选择的描述，进而告诉后人，生命很重要，但是生命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比如道义和责任。
程婴和公孙杵臼之所以能以生与死看似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最后殊途同归，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传统中国人骨子里最在意的仁、义、礼、智、信。这在古代中国人和太史公看来，比生命和金钱都重要。
而如今电影《赵氏孤儿》，却让许多人将其比作成中国版的《哈姆雷特》。
这真是一种误解，更让人欲说还休的在于，误解不来自观众本身，恰恰来自于导演。
陈凯歌曾在一次访谈时谈过自己创作时的想法，“我想拍一个可信的故事，如果扣一个忠义的帽子给程婴，今天的观众会不会觉得可信，谁会拿自己孩子的死去换别人孩子的生？”“程婴15年抚养孩子报仇，未必人人都能做。从头到尾他没有以一个英雄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复仇者，原来怎么活着，现在还怎么活着，这个太难了。这部电影里没有历史，只有人性。”
报仇，复仇。当葛优主演的程婴不复有忍辱负重的苟活，而是在市井同情的背后，眯着双眼说“我要让屠岸贾知道他（赵氏遗孤）是谁，我是谁”这一句的时候，从表演的角度讲，是相当“给力”的，但正是这个“给力”，切割了《赵氏孤儿》原剧最“给力”的部分——程婴从一个义薄云天、忍辱负重的义士降格成一个为儿子复仇的耿耿者。于是乎当最后屠岸贾杀死程婴，赵武又杀死仇人的时候，剧情已完完全全被带到了“王子复仇记”的套路上。那些公孙杵臼“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以及程婴“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信义至上的荡气回肠，全然无存。
《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其核心是复仇，但是无论是我们在《史记》中还是元杂剧中看到的赵氏孤儿，程婴的任务却远远超越复仇。换句话说，它反映的是在历史舞台上，如何来对待自己作为“人”的定位，这是一种东方式人文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笔者认为也是太史公留给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比如他在《史记》还写有荆轲的朋友高渐离瞎了双眼仍不忘为荆轲报仇，以及聂政去刺杀韩国宰相侠累，为了担心连累亲人，刺杀成功后，聂政挖掉自己双眼和面皮，剖腹自杀而死等等故事，所有这些极具感召力的故事的核心无一是“复仇”，通通都是“信义”。
而从赵氏孤儿在全世界的传播来看，很早前它就验证了东方式人文精神强大的生命力。
早在1734年，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翻译的法文版就已经在巴黎出现，其后“欧洲的良心”伏尔泰将它改成剧本《中国孤儿》上映，引起巴黎全城轰动；1760年，赵氏孤儿被传播到英国，其后德意志和奥地利出现了德语翻译本。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目前中国导演热衷于拍古装戏，是一种吃老本的表现，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人开始重新反思自己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诸如“赵氏孤儿”此类好故事，几百年前就被传教士传播到国外，作为中国人，更应理直气壮地将它拍出来，让它更好地去传播。
可是话说回来，拍不拍是一回事，拍不拍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本来是活生生的、勇于肩负责任和道义的中国人形象，为什么会硬生生地拍成了个只知道复仇的普通人？莎士比亚的力量，缘何远远大过于我们的太史公？然而，莎士比亚可以写出复仇的王子和冷酷的威尼斯商人，却无法写出“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的刺客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游侠，因为他的文化不具备这个基础。
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构建在作为人之根本的道义和责任基础之上，而不是冷冰冰的契约约束之上的。这种道义和责任，赵氏孤儿并不是孤例，但它最典型，每一个人都会从这个故事中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超越功利乃至生命背后那人性中最闪亮也最有力量的部分。
可惜，如今打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旗帜向外输送的中国文化，却总是不自觉地照猫画虎，当导演自言“这部电影里没有历史，只有人性”时，被割掉了历史“信义”的影片，也就不复中国文化那超越功利的“人性”核心，无论场面多么恢宏、细节多么精巧，也始终“给”不上力量。
在加拿大多伦多曝光的首支国际版预告片中，该英文片名定名为《Sacrifice》（牺牲）。
痛哉！这还真是一个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