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败，爱国者埃米尔·布特米认为普法战争战败是法国精英的失利，更深层次来说，意味着法国教育体制的失败。因此他提出了体现雄心壮志的计划：建立一所全新的学校，培养法国未来的领袖。
自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1958年）以来，法国总统奥朗德及其6位前任中的萨科齐、希拉克和密特朗都出自巴黎政治大学——创建者曾经的豪言变成了百余年后的现实。该校所培养的领袖名单中还包括：法国1958年以来19位总理中的13位，以及12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
巴政与中国的渊源，最直接地体现在它的中国校友身上：近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清末著名外交官、维新运动主要人物陈季同，李鸿章幕僚马建忠等人，都曾在巴黎政治大学问道求学。
作为一所人文社科类著名学府，巴政的教育沾染着法国式的精英色彩，鼓励批判性思考，气氛活跃而自由，在本科阶段，所有学生接受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在内的通识教育，研究生阶段才有专业之别。曾在巴黎政治大学求学5年的中国学生告诉记者，在一门国际关系课程中，他们和西班牙前总理同坐一堂，考试中总理先生的分数还不如中国学生，但一涉及分析思考，他的视野和思想深度便展现出来。
前不久，巴黎政治大学校长弥雍先生来华，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
人物周刊：您来中国这段时间，中国的知识界正在讨论一个话题，有报纸呼吁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巴黎政治大学对于教师的言行有什么样的规范与要求？
弥雍：大学的自由度是在法律范畴上界定的，也就是说法律对其有所规范。如果说一位教师有触犯法律的行为，那么势必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法国法律严禁教师在课堂上发表种族歧视、仇视犹太人等言论。一旦涉及种族歧视，法律是要对其进行制裁的，既会有法庭介入，也会有学校介入进行调查与制裁。
值得再详细解释的一点就是，大学独立性实际上也由一种“教师职业评定相对化”的机制来实现。从教师招聘到教学方向规划，再到特殊奖惩，都是通过集体决议的方式来进行的，也即一种“学术大佬制”的决议模式。比如说我作为巴政校长任命教师，但也是在其他教师推荐的基础上任命的。假如一位教师公开发表仇视犹太人的言论，除了法庭会介入，他也会受到由学术大佬等高级教学管理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的制裁。我特别喜欢汉语里“老师”这个词。
人物周刊：那巴政如何评估教师的学术和教学？
弥雍：在巴政有叫作“教学评估”的机制，在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会收到一份问卷，匿名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通过返还的问卷，我们会认真分析和评估教师的教学状况。
而教师本身的科研水平，则跟全世界许多高教系统一样，有个很客观的评定标准。论文发表的篇数、发表期刊的等级、学会参与度，等等。学校有一个“发展委员会”，由教师和学者组成，负责制定学校的研究规划。在巴政，教学评估和科研评估是完全分开的两种管理机制，科研是由学术大佬来评定，而教学则由学生自己来评估，之后再由我们行政管理层来衡量与分析。
人物周刊：巴政目前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如何？你这次中国之行带着怎样的目标？
弥雍：到今天为止，巴政已经与中国建立起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目前巴政在校的中国学生近330人，而在中国的巴政学生有125人。而我们在此基础上，希望彼此间的关系能够走得更长远、更深层。
我们计划每年在中国举办一次对外公开的研讨会，11月份我们就在清华大学举办了能源转型与绿色经济的研讨会，到明年5月，将会有一场模拟气候变迁大会的活动，将由来自巴政、清华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组织一场模拟讨论。此外，我们还打算邀请中国的社会人士来巴政进行为期3-4个月的短期访学，以及每年在巴政举办一次中欧论坛，作为一种年度性对中欧关系的介绍。这一活动将邀请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欧洲机构和团体来参加。
巴政在高等教育界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了，合作方都认可巴政的教育水平，但中国学生对巴政的了解还有很大空间。
人物周刊：对于回到本国文化环境的中国学生来说，巴政的教育理念是否会造成冲突的问题，校长如何看待？
弥雍：我们的教学思想确实很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以及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学校到社会，这其中诚然需要一定的相应调整，但是这并不是只有中国学生会遇到文化冲突的问题。可能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回国以后这样的文化差异会特别显著，但是就这个问题的本质而言，所有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都会遇到。
其实巴政在对学生的资质进行评定的时候，既会参考其学习的优异程度，也同时非常重视个性养成，会评估他个性方面的发展潜力。学生不仅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同时也要有积极的参与精神，要有参与社会活动的激情。我跟聘用巴政毕业生的雇主聊过，我们的学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在很多议题上作全面的分析，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和丰富的创造力。
另外一点，巴政培养未来的领袖，不仅重视学科教学，也强调学以致用的必要性，我校大部分老师都是活跃在各行各业第一线的从业人员，比如律师、银行家、议员等等，他们与学生们分享从业经历，传授宝贵的实务经验。
人物周刊：我看到不少中国的政府官员去巴政培训，是官方项目还是个人行为？
弥雍：应该说两种模式都有。在过去的十五年间，我们成功建立了一个中法合作平台，在中国拥有12家友好学校，这首先是我们招收中国学生的第一个途径。同时，我们与一些中国政府机构也开展合作，比如国家留学基金委，一些政府部门也会派出其若干职员来巴政求学。
人物周刊：中国官员到了巴政以后，课程设置是怎样的？我很好奇中国官员怎么适应你们的教学模式？
弥雍：首先，培养官员的项目在巴政主要是通过MPA项目来进行的。所招收的学生也仅限于年轻的从业人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美国的、南美的、印度的等等。这几年与中国政府合作，比方说中央银行，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中国年轻官员在巴政求学时受到过思想上的束缚。来自中国政府的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课程是完全一样的。
从校方来讲，完全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专门特殊化对待中国学生。他们既没有受到上级中国政府的约束，也不会受到我们的约束。我们对他们是完全一视同仁的。另外想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我们对入学门槛设置了很高的标准，对学生进行挑选时，会选择那些有能力、有潜质适应巴政课程的学生。
人物周刊：巴政培养了很多法国以及法语国家的精英，我个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巴政本身是偏精英化的，不仅治学理念如此，学生结构中也有相当多来自精英阶层家庭。巴政是否有教育公平化的政策？
弥雍：您的说法我不赞同。这个问题确实是治学的核心议题，尽可能多地使生源多样化是深入我们各项细节中的主线。我们已经推行了多个不同政策，鼓励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来巴政上学。
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素以精英主义闻名，这种名声实际上无助于生源多样化的实现。巴政在2000年史无前例地创立了高中生入学巴政的模式，招收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或是家庭贫困然而品学兼优的法国高中生，每年有10%的大一新生来自该项目。此外，我们还通过“社会再分配”资助学生完成学业，全校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是领补助金完成学业的。
这些政策跟我们的办学理念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培养未来各行各业的精英，而这些精英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社会背景。
（感谢胡璎对此次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