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苏区的“同志审判会”看“群众反腐”路线

主任、中执委（中执委主席团成员）、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反腐败斗争中，创造性地设计了“群众法庭（同志审判会）”这种工作方式，它以专政机关（工农检察部）为核心，以人民群众中积极分子的参与（并非“广泛的参与”）为基础，依靠群众反腐败、搞廉政建设，以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为目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阶级本质。如前文所述，“群众法庭（同志审判会）”经过实施后，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形成了反腐的热烈“气氛”、强势和高压的“舆论环境”，保持着一个“清廉的思想环境”，可以加大反腐的“力度”和“速度”，大大降低司法成本，最终达到提高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同时，也可保护尚可救治的“同志”，教育了尚未违法乱纪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从中央苏区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作为反腐败斗争中一個辅助性的、非正式司法机构的组织设置，“群众法庭”应该算得上是一种先进的、极具实效和创新意识的制度文明。它是一种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一个革命的优良传统，其中体现的思想精髓——党的群众路线十分值得继承、借鉴和发扬。

2. “群众反腐”路线的局限性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群众路线”的作用和价值，认识到它是革命致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因此，它成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任何工作中，走群众路线大体上是正确的。例如，前述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创造性地设计了“群众法庭（同志审判会）”这种工作方式，走的就是一条“群众反腐”路线。走“群众路线”具有很大的优点：实用，而且见效快。群众是真正的“天眼”、“天网”，群众参与会增加工作的力度、深度、准确度和速度。

优秀的共产党人一直清醒地认识到，许多师傅、能人、解决难题的办法就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但是，依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具体的工作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其作用也是有局限性的，不是可以不依条件的变化随意推广的，而只能有条件地继承、借鉴。

“群众法庭（同志审判会）”在中央苏区推行的过程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中，走“群众路线”也遇到很大的问题：群众的觉悟和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参差不齐，对于复杂的事物处理难以把握度，对于各种工作的态势、信息难以全面了解、掌握，尤其是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要求每一位“人民群众”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确实有些勉为其难。走“群众反腐”路线，过于慎重，条规限制过严，束缚了群众的手脚，“群众路线”等于是走形式；限制松，则陷入无原则、无政府状态。

中央苏区时期的“群众法庭”只是一个监督性的、但具有一定行政处罚权的群众组织，它并不是像有些学者理解的那样“所谓‘群众法庭’实际上是‘群众大会’”，它有一套严格的工作规范和程序。初期执行时，条规太严，法规出台了一年多执行不了（1931年制定，1933年才执行），群众积极性受限制；后来执行中发现有问题又重新订“法庭细则”。

如前所述，中央苏区时期的“群众法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仅在廉洁“舆论”和“环境”方面有重大作用，并不像有些学者过分夸大的那样。苏区政府最廉洁，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依靠一套严格的审计和会计制度的有力度、有效率地推行。“群众法庭”（同志审判会）与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组织等群众团体，并不“是中央苏区党领导群众运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中坚力量”⑨，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种“反腐”的非常有效的辅助性力量。虽然是非常有效，但仍然改变不了它的“辅助”性质。

注释：

①、⑤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 16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贪污腐化分子滚出去！》，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75期，1933年5月2日，第三版。

③ 《两个“宝贝”的公审》，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第75期，1933年5月2日，第三版。

④ 杨志清：《瑞京同志审判会的威权》，临时中央政府机關报《红色中华》第157期，1934年3月3日，第三版。

⑥、⑦、⑨ 袁礼华：《略论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中的群众团体》，《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⑧ 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232期，1934年9月11日，第三版。

（责任编辑：周广明）

推荐访问:苏区 反腐 审判 路线 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