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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观感5篇
第1篇: 遵义会议观感
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
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1933年秋，蒋介石调兵百万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因李德的错误主张和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苦战一年，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短短三个月内，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三万多人，红军正处于危险之中。
时间：1935年1月
地点；
遵义
人物：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第一幕
旁白：遵义会议出席人员陆续到齐，大家都打折头，看着手头上的资料，沉默不语。
博古（清了清嗓子，环顾四周）：本次会议出席人员都已经到齐了，那就开始吧。本次会议 的主要论题是总结第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有我来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我们反对的是在农村积蓄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什么？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在苏联，共产主义领导人也是这样拿下城市，从而统一全国，并没说什么要农村包围城市之说。并且，我们要反对右倾，我们中共中央是一个很年轻的政 党，在平时应该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教育， 改变思想；
在战场上应该积极的向前冲，在军事上采取进 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保守主义，退却中逃跑主义。在这次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然而我们这样做却失败了。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好了，我总结到这里。
周恩来（站起身）：我就接着博古先生，做个副报告吧。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红军各个部队积极抗战，同敌人死打硬拼，但是结果苦战一年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机关和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损失过半，只剩 三万多人。我做出了在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直接导致了红军失去这么多士兵，损失严重。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应该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旁白：周恩来说完话，各位与会人员为此鼓掌。等到掌声停止后，毛泽东站起来做出重要发言。
毛泽东：我认为首先应该要弄清楚全国的形势，目前，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处于十分紧张 的时期，两党正是对峙的时候。前段时间，国民党发动好几次对我党的围剿。敌人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城市，我们可以发现，敌人对农村的防守是十分之弱。我们何不从农村下手，把农村作为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从而赢得民心。古话说得好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谁说我们一定要模仿苏联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战略思路？我们现在兵力已经损失惨重，如果继续这样积极应战的话，我们绝对不够敌人打，现在必须养足兵力。接着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指导方向。既然我们明白全国的形势，就应该制定正确的指导方向。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为什么这么说？通过占领城市，击败敌人，进而统一全国，敌人重点在城市防守，现在我们兵力远远没有地方那么多，一 旦开战，我们岂不是鸡蛋撞在石头上吗？还有博古先生一开始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我想道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第二幕
旁白：毛泽东发言完毕后，紧接着是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就在这时，会议经过了激烈的争论。
博古：好，既然大家都对我和李德先生的智慧和主张有很大的偏见。那么，大家说说，为什么要听你们的这个主张，你们就能保证你们的主张比我的好？能够保证让红军重新走 上以前那样吗？
彭德怀：指挥上的错误，会直接导致我们军队走上错误的道路，眼下也就只有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适合当下形势的，作为红三军团军团长，我要对我的士兵们负责，我们的兵力已经损失严重，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军队垮掉么？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不愿意看到。自从南昌起义之后，我党和敌人一直处于对峙的非常时期，我们遭受了敌人好几次的围剿，在这样下去，假如敌人趁我们防范不及和兵力严重不足的时候，继续出兵围剿咱们，咱们可就......
刘少奇：是啊，博古先生，请你和在座各位不同意我们主张的同志再思考思考。
旁白：刘少奇说完后便坐了下来，然而会议顿时十分冷清，大家都陷入沉默之中。
博古：好，我现在想好了，经过刚才十分激烈的争论，也通过我的自省之中，我明白我和李德先生的主张和指挥已经导致队伍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为了表示我犯错后的惩罚，到时将会取消我和李德先生的军事指挥权。我还想说的是，今后我们一定要统一思想，我会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好了，这次会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还有什么问题，会后在去讨论。
尾声
旁白：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集中纠正博古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主张；
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2篇: 遵义会议观感
遵义会议（剧本）
（背景旁白）1933年，蒋介石调百万兵马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因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苦战一年，未能粉碎敌人的 “围剿”，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锐减至三万人，党和红军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时间：1935年1月
地点：遵义
人物：毛泽东；
博古；
朱德；
陈云；
张闻天；
周恩来；
王稼祥；
邓发；
刘少奇；
何克全；
刘伯承；
李富春；
李德；
聂荣臻；
彭德怀；
杨尚昆；
李卓然
第一幕：长征征途中的会前动员
毛泽东：稼祥同志你的身体如何？伤口有否发炎？
王稼祥：你呢？你的病怎么样了？可要保重啊！润之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你呢？你是何看法？
王稼祥：我吗？一句话，再让李德瞎指挥，可了不得了！
毛泽东：那么依你之见，该如何摆脱面临的困境呢？
王稼祥：我正在考虑，这样败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请教你。
毛泽东：（靠过去）李德同志拿十万八千里以外和几十年前的战例战法硬套，焉有不败之理？当务之急，要结束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的统治。
王稼祥：我去联系中央的另一些同志。
（王稼祥；
周恩来；
朱德；
聂荣臻；
张闻天；
彭德怀……）
王稼祥：根据当前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领导，最好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
集 体:完全赞同，我们早有这个想法了。
周恩来：老毛，已经在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你对会议还有什么提议？
毛泽东：把中央政治局会议改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确保会议胜算。
朱 德：红一；
红三；
红五方面军出席会议的代表和领导同志，明确表示了支持。
第二幕
旁 白：遵义会议出席人员陆续到齐，大家都打折头，看着手头上的资料，沉默不语。
李 德：（清了清嗓子，环顾四周）本次会议出席人员都已经到齐了，那就开始吧。本次会议的主要论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同志来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博 古：我们反对的是在农村积蓄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什么？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在苏联，共产主义领导人也是这样拿下城市，从而统一全国，并没有说什么要农村包围城市之说。在这次反“围剿”中，我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然后我们这样做却失败了，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好了，我总结到这里。
周恩来：（站起身来）我就接着博古先生，做个副报告吧。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红军各个部队积极抗战，同敌人死打硬拼，但是结果苦战一年未能粉碎敌人“围剿”，我们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机关和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我做出了在长征中的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的错误，直接导致了红军失去这么多士兵，损失惨重。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应该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旁 白：周恩来说完话，各位与会人员为此鼓掌。等到掌声停止后，毛泽东站起来作出重要讲话（发言）。
毛泽东：我认为首先应该要弄清楚全国的形式，目前，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处于十分紧张的时期，两党正是对峙时期。前段时间，国民党发动好几次对我党的围剿。敌人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城市，我们可以发现敌人对农村的防守是十分之弱。我们何不从农村下手，把农村作为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从而赢得民心。古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谁说我们一定要模仿苏联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战略思路？我们现在兵力已经损失惨重，如果继续这样积极应战的话，我们绝对不够敌人打，现在必须养足兵力。接着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指导方向。既然我们明白全国的形势，就应该制定正确的指导方向。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李德同志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苦头，付出了血的代价。
何克全：毛润之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
《三国演义》打仗。
毛泽东：《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是什么？
陈 云：凯丰同志你连《孙子兵法》有几篇都不知道，怎好指责润之同志不懂马列主义，不会打仗。
第三幕
旁 白：毛泽东发言完毕后，紧接着是激烈的争论。
张闻天：我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刘少奇：我也支持毛泽东同志。
王稼祥：我和少奇、闻天两位同志意见一致。
朱 德：我对老毛的正确意见就双手赞成。
博 古：既然诸位对我和李德同志的主张抱有很大的偏见。那么你们就能保证润之同志的主张比我的好？又凭什么保证红军重新走上正轨？大家说说看。
彭德怀：（愤怒）博古同志，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红军垮掉么？我们的兵力已经损失严重，作为红三方面军的军团长，我要对我的士兵负责，不能让中央某些同志，指挥上的错误继续下去。
博 古：（跳出来）彭德怀同志，你这个“中央某些同志”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干什么？
彭德怀：我这是在传达红一、红三、红五方面军剩下三万多红军将士的心声，眼下也只有毛泽东的主张是适合当下形势的，必须取消李德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还有博古同志也不再适合对党负总责了。这是上万红军将士共同的心声。
刘少奇：是啊，博古先生，请你和在座各位不同意我们意见的同志好好考虑想清楚。
旁 白：刘少奇说完后便坐下来，然后会议顿时十分冷清，大家都陷入沉默之中。
博 古：好，我现在想好了，由于我和李德在指挥上的失误使党和队伍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为了表示我犯错后的惩罚，到时候取消我和李德先生的军事指挥权，我也不在对党负总责。
旁 白：经大会各位同志的推选，决定由张闻天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对党负总责。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同志指挥军队。
旁 白：同志们，多年后我们的党，我们党事业的接班人，绝不可以忘记这一次关于党生死存亡的会议。
第3篇: 遵义会议观感
遵义会议简介
作者：罗芬;
作者机构：;
来源：贵州档案
年：1995
卷：000
期：001
页码：P.7-7
页数：1
中图分类：G27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会议简介;第五次反“围剿”;周恩来;军事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张闻天;遵义;政治局常委
摘要：1930年到1933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但从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后，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又遭受严重损失，由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完全陷入被动局面。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惨痛的教训和鲜明的对比。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认识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回到毛泽东
第4篇: 遵义会议观感
第一点，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并逐步走向胜利。
关于这一点，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作了高度评价。大家知道，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引导党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展开了农村中的斗争。经过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指导思想符合实际，各地红军、游击队和他们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欣欣向荣，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整个革命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者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支持而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排除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在几年中，错误领导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坏掉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直至造成红军被迫退出南督革命根据地，并在行军中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灭的危机。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红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干部，使大家觉悟和团结起来，积极要求纠正"左"倾错误。主要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推动，党中央在紧急关头召开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当务之急的党在军事上的错误，这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的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就不可能在国民党军队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很难设想后来能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期间曾深情地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二点，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在这以后，中国革命摆脱了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应当指出的是，遵义会议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在客观上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在红军长征前夕的紧急情况下，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中断，这反而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创造了客观条件。遵义会议解除了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在中国红军中指手画脚的李德的兵权，批判他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这是中共党史上在排除了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果断举措。
在遵义会议后，我们党逐渐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种认识在遵义会议前对全党来说是没有的，当时党内流行的倒是与此相反的倾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限于绝境。"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迷信"本本"，不照搬外国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实践表明，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是采取非科学的、窒息创造活力的"本本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遵义会议后，我们党之所以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和决议，"远方"来的任何意见，是否适用于中国，如何应用于中国，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固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为解决革命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不是从原理演绎出结论，而是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具体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党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提供了新的观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过去的革命时期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因此更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拓、务实的科学创造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创造精神。
第三点，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遵义会议以前，党在组织生活上流行着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党内的思想斗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它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
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分清原则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以后，曾在长时期清理３０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但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工作，积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与改正错误，并耐心地等待其觉悟。这为后来党的建设特别是坚持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点，自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在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二同志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从此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伪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上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中，没有正确的领导，是干不好任何事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5篇: 遵义会议观感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的准备情况（二）对反“围剿”的失误
（三）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一）迫于形势，红军决定突围
（二）“北上”与“西进”（1934年7月）
（三）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转移（1934年9月）（四）中央红军的突围（1934年9月）三、遵义会议前后的量变与质变
（一）早期博古与张闻天的关系（二）博古、张闻天相继回国（三）博、张矛盾初现（四）博、张矛盾爆发（五）毛、张的走近四、遵义会议的主要经过
（一）通道会议（二）黎平会议（三）猴场会议（四）遵义会议
五、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一）遵义会议的主要成果（二）决议的主要内容六、遵义会议几个问题的探究
（一）在最迫切要解决的军事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在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没有直接任命毛泽东担任军事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确定了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者？
（二）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会议并没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决定，而是决定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为什么常委分工时没有选择毛泽东，而是选择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三）在2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怎样酝酿推举领导人的呢？
（四）新“三人团”是何时成立的，新老“三人团”在职责上有何不同？七、遵义会议伟大意义和主要成就
（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八、遵义会议带给我们今天的启示
（一）独立自主（二）实事求是（三）民主集中制
（四）共产党员博大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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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
——回顾党的生死转折点
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中，遵义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建党9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要讲遵义会议的经过，有必要先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说起。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一）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的准备情况
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中，从战略上基本取得了胜利。1933年—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这次的‚围剿‛中，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
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
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
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军事上，购买军火，聘请顾问。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
（二）对反“围剿”的失误
1.制定两个拳头击敌的计划（1933年6月）
1933年6月，临时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
结果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
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臵于无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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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德的到来（1933年9月底）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指挥者。他们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
在几次反‚围剿‛的作战中连续遭受失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部队受到沉重打击。
3.对19路军福建事变处理不当（1933年11月）
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但因受到共产国际态度的影响（《苦难辉煌》P185），红军未能有效配合19路军，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19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
4.广昌战役的失败（1934年3月）
1934年3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保卫广昌战斗持续18天，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
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三）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是这次反‚围剿‛失败我方的主要原因。国民党方面有针对性地制订战略、战术并坚决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物质、人力、政治资源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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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与破坏则是中共在这场持久消耗战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陷阱。应该说，在内外环境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控制的背景下，因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冲突得以发展壮大的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消彼长局面，更加剧了中共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以开辟新的生存区域，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
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迫于形势，红军决定突围
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二）“北上”与“西进”（1934年7月）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1.北上
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结果是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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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进
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经过充分准备，在任弼时等的率领指挥下，红六军团全军9000余人，于1934年8月7日下午，踏上了西征道路。红六军团的西征，实际是为中央红军的西征作了探路和充当了先锋。
（三）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转移（1934年9月）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再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9月，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央的指示。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转移。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多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16日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四）中央红军的突围（1934年9月）
1.舆论准备
1934年8、9月间，中共发表了多篇理论文章和重要通知，其中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张闻天的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文章强调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实际宣告了红军将要突围（《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P472）。
2.突围编成
10月1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行动‛。第一纵队代号‚红安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陈云、凯丰、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到红五、八、九军团工作。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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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3.通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
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
4.湘江之战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5.危机关头
这时的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在红军前进一线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也就从此开始，开辟了红军长征的新局面。
三、遵义会议前后的量变与质变
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历史的质变必是由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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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人来推动的。
要讲清楚遵义会议，有两个最主要的人物是回避不开的。一个是博古，另一个是张闻天。
（一）早期博古与张闻天的关系
张闻天与博古早就认识。两人都是1925年入党。张闻天先一步到中山大学学习。两人气质、性格完全不同。张闻天学识渊博，思维缜密;博古大刀阔斧，口若悬河。在中大内部斗争期间两人都站在支部局一边，属于少数派，即后来响当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博古1930年5月回国，比张闻天早7个月。它成为博古日后在张闻天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的重要发源。
（二）博古、张闻天相继回国
博古回国恰逢比他更加大刀阔斧的李立三在推行‚立三路线‛。博古从王明那里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对这一路线。李立三给王明6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都被调离中央机关。
侍米夫来中国收拾这个局面时，挨的处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资本。会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反败为胜，先当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成为团中央书记。
张闻天1932年2月回国时，惊心动魄的斗争已过去。凭理论功底，张闻天不久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1931年9月，鉴于王明要去苏联，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负总责，张闻天排第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
（三）博、张矛盾初现
1932年10月下旬，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几位负责人被捕后相继叛变。住在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觉得无法再从事地下斗争，便提出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经在临时中央党委会议上表示，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领导，他要亲自前往。他想把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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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到北方局去开辟工作。
他们的意见不统一，便请示共产国际。国际回电：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工作中，怎样认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如何看待苏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博古与张闻天分歧不断。
（四）博、张矛盾爆发
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死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通晓联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念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了。会议中无一人表示意见。
（五）毛、张的走近
孔荷宠的叛变使敌人知道了中央机关在瑞金的准确位臵。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叫‚云石山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都在里面。开始是生活上互相关心，后来在小庙里那棵黄槲树下的一次深谈，毛泽东才知道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深为不满。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当时中央已作出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李、周忙于指挥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
在湘江之战后，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量变，在量变基础上的质变已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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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遵义会议的主要经过
实际上应该把遵义会议看作是一组会议的总称。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
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
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
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
这些都是最后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一）通道会议
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二）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说：‚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中央政治局在战略方向上基本统一思想，明确了红军前进的方向，实现了战略方向的转移。
同时在黎平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仍顽固坚持“左”倾错误，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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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三）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通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从而使结局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四）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反报告），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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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一）遵义会议的主要成果
会议中最大的成果是在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二）决议的主要内容
1.《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2.《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3.《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4.《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李德）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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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5.《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6.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六、遵义会议几个问题的探究
（一）在最迫切要解决的军事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在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没有直接任命毛泽东担任军事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确定了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者？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在军内无领导职务。而朱、周是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又是长征以来全权指挥作战的三人团成员，且已认识到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因此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
（二）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会议并没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决定，而是决定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为什么常委分工时没有选择毛泽东，而是选择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对遵义扩大会议应当撤换党中央领导人而没有撤换，在会议参加者的回忆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家拥护毛泽东接替博古出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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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领导，但毛泽东坚辞。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聂荣臻也回忆：“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杨尚昆更具体地谈到：“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还有一种说法是拥护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是张闻天也推辞了。其中说得最详细的也是杨尚昆。他在1997年3月22日和刘英的一次谈话中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臵起来。”
（三）在2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怎样酝酿推举领导人的呢？
一种是周恩来回忆中说的，被《毛泽东年谱》采信的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回忆当时变换领导人的情况时说：“遵义会议上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当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洛甫是犯了错误的，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让他做，但要帮助他；
二是洛甫能接替博古是毛泽东让的；
三是大家不那么赞同，是经说服大家才同意的。
另外一种是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整风中写的《反省笔记》中的说法：“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杨尚昆在回忆中也说“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上述两种意见究竟哪种更接近事实？考虑两位当事人说这番话的背景，张闻天是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写的《反省笔记》中说的，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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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判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的地位，断不敢无中生有往自己脸上贴金；
周恩来是在1972年文革中说的，在以路线斗争为纲讲党史和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的背景下，难免不适当地抬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力，贬低了洛甫。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党内的思想状况看，没有推毛泽东，多半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上长期受排斥，被视为右倾路线的代表，改变看法，重新认识毛泽东要有个过程。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还不是延安时期那样众望所归。而把洛甫推出来代替博古作党的最高领导人，比较顺理成章。一是洛甫本来就是党内排在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二是因为他在遵义扩大会议上作《反报告》，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开好会议，实现历史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常委们认可。
（四）新“三人团”是何时成立的，新老“三人团”在职责上有何不同？
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提到长征途中，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后，一些著述误认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上成立的。80年代初，有同志根据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判断小组成立的时间应在1935年3月5日以后，而不是在遵义会议上。1983年2月，“中征委”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小组“是在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那么，小组究竟在什么时间和地点成立？又经过研究者的仔细考证，现已基本可以认定，小组是1935年3月12日在苟坝新房子成立的。
小组的职责，有同志认为，应是全权指挥军事的领导机构，它不仅行使党中央赋予的全权指挥军事的使命，还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工作，是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另外一种意见是，三人军事小组当时称“三人团”，遵义会议取消了具有“处理一切”权力的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那么苟坝成立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理应是具有博、李、周三人团一样的权力机构，因此，它不仅是全权指挥军事的机构，也是党中央战争环境中最重要的机构。还有同志认为，前后两个三人团由于人员组成上的明显差异，具有同样权力的说法是不合适的，因前三人团中有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参加，后成立的三人团中没有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参加，据此，三人军事小组应是党中央委托的纯粹负责军事指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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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性机构，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从当时的情况分析，我认为新老‚三人团‛在职责上是不同的，上面的第三种说法可能更准确一些，但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谁掌握了军事的指挥权，可以说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七、遵义会议伟大意义和主要成就
（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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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
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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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遵义会议带给我们今天的启示（一）独立自主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时，特设立上海中央局，负责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但后来随着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地下电台被敌破获。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了。而恰恰是这种中断，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获得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机会。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通过学习遵义会议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我们的事业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无论何时，照搬别人的成功经验只会是死路一条，对待别人的成功经验，我们只能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借鉴、消化，进而摸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道路。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充满着矛盾，事物也是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而事物的矛盾是在不断发展中变化的，然而就是在这纷繁的变化事物内部，事物和事物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其发生变化的规律，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进而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解决和处理问题就是实事求是。实践证明，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凡符合客观规律的，就有可能成功，凡与客观规律相左的，其结果必然是失败。
毛泽东的思想在遵义会议中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在充分研究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基础上，从敌我双方力量和所处大小环境的分析中提出“以我为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走我的，不为任何其他因素动摇决心”的军事思想。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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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我们现实中的很多工作，不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进而得出方法和结论，而是坐在办公室冥思苦想，或是在以前的材料中寻找灵感，唯独不愿意走出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殊不知一切脱离实际的东西，一切拍脑门提出的政策，最终的失败是早已注定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实际运用中可能是艰苦而困难的，但应知道，唯有这种通过艰苦和困难的调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更加接近真理的大门。
（三）民主集中制
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危害很大。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
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根本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这些话言简意赅，深刻指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这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具体制度，使民主集中制真正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构筑起防止个人专断或极端民主化的堤坝，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这应当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根本着力点。
（四）共产党员博大的胸怀
在遵义会议中，党内的人事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很多人受到了批判，也有很多人的工作进行了调整，面对批判和调整，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都能从党的事业大局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在实际的工作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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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博大的胸怀。
在遵义会议中，与会者中就有人提出要毛泽东出来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杨尚昆回忆录），但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考虑到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考虑到对党的有效领导等，最终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这项提议，认为自己还是参加军事指挥较好，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三次让贤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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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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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当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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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博古是遵义会议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在一般人眼中他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打击对象，但博古只搞‚阳谋‛，不搞‚阴谋‛。他只要认识到了，就不避讳自己的错误。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凯丰在背后劝他不要交权，他不听，把几副装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在以后的日子里，博古继续在为党的事业默默工作，直至飞机失事去世。
凯丰在遵义会议中完全反对毛泽东等人正确意见，支持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并对毛泽东进行个人攻击，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会议并没有因为凯丰的错误认识对其个人进行打击报复。在后来时间里凯丰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进行了悔改，一直担任着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有一个博大的胸怀，不应该纠结于一时一事的得失上，把自己有限的精力投于党的事业和我们本职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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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影响是深远的，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会议。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其中的若干细节在这里并不能一一说清，所体现的精神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究，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我党我军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促进我们今天的工作，这需要我们每名同志在今后的时间里继续学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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