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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性 试析“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性
在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著作中， 《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引起的争论最为热烈。直到今天，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展开的理论研究依然是中西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主要的原因是它触动了现代政治最为敏感的神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个是现实可行的方案？虽然这个问题本身具有形而上学性。
《意识形态的终结》一问世就受到了众多的关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认为现实并没有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提供多少依据，它只是对资本主义作了意识形态辩护，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右翼则认为， “意识形态的终结”有其现实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阴暗面”的暴露可以说明社会主义方案的不现实性。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贝尔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 ，其核心观点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终结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断语， 而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政治判断， 任何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
一、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氛围一、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氛围
《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 “冷战”是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动力。二次大战以后， “西方一代代青年学生在具有十分充足的基金赞助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教导下，相信意识形态已经被清除，已经完全被严格客观、可靠严肃的社会科学体系所取代。这些鼓吹者们自身就具有一种罕见的意识形态的‘错误意识’ ，这种‘错误意识’武断地把它的对手看成‘意识形态家’ ，以至于通过定义便可以断言自己对意识形态的完全免疫性”随着“冷战”的展开，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这一讨论，贝尔就是其之一。在这一讨论中，最为集中的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是否有前景的讨论， 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大有希望， 那就无所谓 “意识形态的终结” 问题；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 。在这一争论中，萨特、布洛赫和卢卡奇等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有一定的缺陷，但它是大有前途和希望的。而加缪、阿隆、贝尔等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希望， “意识形态的终结”不可避免。在这场讨论中，有的人还经历了世界观的大逆转， 比如曾经在 1913—1917 年担任过 《群众》 杂志编辑、 1918—1922年担任《解放者》杂志编辑的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
，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于 1922 年在苏联住了一年多后，旋即变成了共产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批评者，出版了多部反马克思主义著作，如《俄国社会主义的末日》 （The End of Socialism in Russia）
、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 （Marxism: Is It a Science）
。1955 年他出版了《论社会主义的失败》（Reflections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ism）
，在该书中，伊斯门近乎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伊斯门认为， “不再死抱住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不放，不再光是想用形容词把它拖回原来的方向， 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探究那些把它送上这种奇怪和可怕的道路的人们的基本错误，这也许更好一些吧？”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关于“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的争论中，右翼占主导在位，形成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气候。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讨论的一个总结，对于这一总结的政治后果，贝尔在 1988 年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再版写的①。在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大多参与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②
① István Mészáros, Philosophy, Ide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Wheatsheaf Books Ltd, Brighton, 1986. pp.1-2 ② [美]伊斯门：
《论社会主义的失败》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81 页。
“跋”中是这样认为的， “ 《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今天再一次引起了某些反响，因为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的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有过莫斯科审判和纳粹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1956 年，有过赫鲁晓夫的叛变和匈牙利的起义；1968 年，有过布拉格之春事件，有过勃列日涅夫政府对杜布切克为提出‘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的粉碎。在目前情况下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异。以前的幻灭是道德上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而现在这种被迫承认的失败首先是经济的”结论”直接的批判对象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是当时“冷战”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 50 年代， 在西方、 特别是美国学者中掀起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研究的热潮。
“实际上，人们为俄国革命及其后来 40 年的苏维埃统治而写的东西，比起他们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断代史而写的东西都要多得多！
据说， 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目录索引已经占据了一整排法国国家图书馆索引的资料柜， 而研究苏联问题的完整索引——它还有待于人们去编辑， 而且有可能永远也编不完，因为它是按几何级数递增的……”究的目的在于获取有关苏联行为的可靠知识。实际上，在这些研究中，绝大多数理论都是对苏联作“病理学”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贝尔认为，俄罗斯美妙而动听的召唤具有一种让人步人歧途的魔力， 走出沼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 《意识形态的终结》 中，贝尔概括了研究苏联的 10 种理论，这些研究都有政府或民间的各种基金组织的资助。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五花八门的理论中， 其运用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精神分析方法，一类是社会学方法。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西方十分流行， 它几乎运用于所有对个体与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在许多学者看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是一个病态的现象，精神分析方法有助于找出“病源”以及“去病”的途径。玛格丽特·米德、杰弗里·戈尔、约翰·里克曼和亨利·V·狄克斯、纳森·莱斯特等人尝试把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对苏联的研究。尤其是戈尔， “他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因为怀疑论者将其学说斥之为‘尿布学’ 。戈尔认为对俄罗斯这个新生婴儿用襁褓紧紧包裹起来的过分溺爱行为导致了满意剥夺循环。
这就预先把‘大俄罗斯’的民族特征设定为一个在低三下四的屈从和暴力激发之间、在冷漠和散布于各地的受虐性焦虑之间，以及在‘口’欲和禁欲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循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俄罗斯成年人会服从于独断专横的权威。
”特征是其好恶相向性，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品格，一种仓促行事且“一蹴而就”的倾向，一种及时且充分地获得满足的需要，一种对躁狂万能者的偏执依恋，一种取消所有束缚和限制的无政府主义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愁善感地封闭而多疑、焦虑、无奈地顺从、 道德上受虐和对强大而专横的权威的勉强理想化， 那个权威被看作是能抵挡俄罗斯人性格偏执的惟一手段。因此，权威，如果它是一个权威的话，必须是坚不可摧的、拥有生杀大权的、独断专横的和变幻莫测的；如果权威是软弱无力的．就没有人愿意去服它。
在贝尔看来， 纳森· 莱斯特的研究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他的研究受到了美国空军的援助，其主要研究路径是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布尔什维克的性格结构， 这一研究充分暴露了精神分析方法的牵强附会的特性。
莱斯特认为， “布尔什维克精英的行为与 19 世纪知识分子的行为正好相反。后者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的、追求精神享受的、沉思的和内省的； ‘布尔什维克’则是冥顽不化的、多疑的、坚强不屈的和永远富有攻击性的。列宁的最初形象已经打上了这种性格的烙印， 而且从精神分析上说， 这种性格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潜在同性恋冲动的‘反叛’ ” 。尔什维克反对宣泄情感的罪恶，而颂扬节制的美德， “他们反对抑郁的消极性格、内向、神
① [美]丹尼尔·贝尔：
《意识形态的终结》 ，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6-507 页。
② [美]丹尼尔·贝尔：
《意识形态的终结》 ，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6 页。
③ [美]丹尼尔·贝尔：
《意识形态的终结》 ，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9 页。
④ [美]丹尼尔·贝尔：
《意识形态的终结》 ，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1 页。
①。从这里可以看出， “意识形态终②贝尔认为，这些宏大的理论研③亨利·V·狄克斯认为，俄罗斯人最显著的人格④莱斯特的胡说还不止于此，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对神圣事物保持着沉默，布
经质的敏感和躁动不安的古老俄罗斯倾向， 反对对形而上学真理的持续追求， 反对不断地去追问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与所有这一切相反，只存在着历史决定论、目的的确定性、对行动的承诺、敢于冒犯个人的勇气和行动上的‘当机立断’ 。不愿过一种没有任何追求的生活，不愿过一种充满着无法控制的冲动的满足的生活， 那种满足引起了焦虑和罪过， 从而导致众所周知的俄罗斯人对死亡的好奇。
”现象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事实上，这种理论在方法上开始就受到了强烈的怀疑，连贝尔也认为， “纵使精神分析方法在人格研究上的有效性得到了认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它是否可以被合法地扩展到政治分析领域上去。
”心理研究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领域，这样精神分析方法成了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 “但是，这就无异于接受这样一个公设：
个人的心理可以成为作出解释的万能的形式， 可以成为人类生存的一切事实的现实基础。
而由此又产生一系列二级公设：
社会的心理化、 心理的生物化、人的自然化。这样，我们就面对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具有陈腐不堪的性质：即企图用‘人类本性’论的一套非历史的术语来解释历史。
”精神分析的神秘性质妖魔化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历史， 从而成为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贝尔认为，由哈佛大学的三位社会学家雷蒙德·A·鲍埃尔、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完成的研究《苏维埃制度是怎样运作的》是当代社会学提供的最优秀作品。他们受美国空军委托，花了 5 年时间来研究这个项目。这一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军方对苏联研究的重视。当然，对于美国军方和政府来说，为了对付社会主义，花再在的功夫都是值得的， “这个项目以同布尔什维克背叛者的系统交谈为根据。素材来自329 份扩充的生活史谈话录，包括详细的性格测试；435 份补充谈话录，将近 10000 份有关各种特殊问题的问卷；2700 份普通问卷，以及 100 次谈话和心理测试，这些资料还与一组相应的美国人作参照。结果，总共收集到了 33000 页资料。这些资料，加上在准备此书过程中所利用的 50 多个未出版的专题研究报告和这些作者打算编撰成书的 35 篇已经发表的论文， 显示了他们搜集的资料的丰富性。
”它是“以同布尔什维克背叛者的系统交谈为根据” ，这个所谓的“根据”显然是不可靠的，最多得出一些以偏概全的、 甚至是早已设定好的结论。
我们且看看运用社会学方法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哈佛小组致力于探讨苏联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核心模式” ，这种“核心模式”起着调整被统治者的功能， “核心模式”的具体内容包括， “与明确的意识形态达成一致的需求；对允许有独立的权力源泉的抗拒；对所有计划和管理的集中；将资源过分集中在某些目标上；对恐怖扣强制性劳动的使用；把‘突击行动’作为达到目标的方法；对不能如期完成计划的推托的容忍(例如，信口雌黄，对非正式协议的广播)等等”这种“核心模式”有明显缺点，主要表现在：重工业的经济增长与消费工业的经济增长不成比例； 持续不断的肃反运动和不安全事件。
这些结论的得出并不依赖于哈佛小组的宏大而烦琐的社会学研究， 因为这些结论是业已存在的事实。
他们真正想要揭开的谜底是其进一步的推论：上述制度上的缺点是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内在地蕴涵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在所谓客观的社会学研究中， 哈佛小组的意识形态立场决定了其方法和观点，这种社会学研究模式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同样存在。
贝尔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实践中的困难和矛盾， 对新经济政策作了这样的①通过这种臆想式的阐述， 整个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②在方法论上， 精神分析理论试图将对个体的③其理论和政治上的目的是利用④之所以说这种社会学方法及其结论并不重要， 因为，⑤。哈佛小组认为，
① [美]丹尼尔·贝尔：
《意识形态的终结》 ，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2-373 页。
② [美]丹尼尔·贝尔：
《意识形态的终结》 ，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9 页。
③ [法]C.克莱芒、P.布律诺、L.塞弗：
《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 ，金初高译，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第 181 页。
④ [美]丹尼尔·贝尔：
《意识形态的终结》 ，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85 页。
⑤ [美]丹尼尔·贝尔：
《意识形态的终结》 ，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86-387 页。
说明并引证了列宁的原话， “对于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旧书’中找不到为党的这个激进步骤作准备的任何东西。这个步骤是向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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