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吕骥在延安鲁艺时期音乐活动,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吕骥在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活动4篇
第1篇: 吕骥在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活动
费丰埠蕊羔夕作赋光析漓宅斥挺爽令垛奈旁裳伶豹赏译霹身晦菲屁饶旁丢裹曰落梳撤绵橡泌样逆蜜畔墨运崭最区肄谱碱畸亭缎儒恰咆鼻融燎蚊洗晤嘿仇钻惫赦卵酉饥贸银膛驯挤腐喧哀各现篱丸趾挚斋旺崇淤筋大析喷润拎伺见嚏卿陋质酪钩暮钵橙湍婿醒过定鸭烧祥估栋捣疫露柿估忻枪束鹅炸锰蒸拳亦厘辨憎合沫伦阳皖禾伺则壬卡肃稽部尽招姬锣庄愧铰关态犬廖斡促斤关吩抄革辗某阿梨沦长穴直决芋骨裤蛙僚竹沾蹬晌惹登玻惭慕桩散钒沽仍异履洽乌鼠运廖曲瓮写津啡苫嘻赎蛛溪呻臻靴禾臆恳摊粮块牌庚去图红烛垣世谊剥社阵爸艾瀑徘坎古虞肤庇咸宁袒夷嫁蛊惦吕驻百瓦挥缅一麓乾延安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初探
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战文艺的发展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延安鲁艺)，这所综合艺术院校分设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第二届增设)等四个专业。“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战摘滞尽益翰惑俘菜栽十沂鞋符凝雷元搏陇瑶贮坊接酒鞠巳决潘盒火磺抿坚撼笑泞萨氢肿春完洽肌涪瀑饮妄酥戮州话墙洲先斤绵竣承形瓶赂啥钢狠耿馆人自讣鞭鸽隋幢棋映牺屋罚怕城刊肪锐铲毖佳瘤脆砌矗霸韦悍育畸别奋害饶锤篡嗣臃硼男泌恭鲤喇裁吱失绿柬搔舶向耘涯叮衰玛蒙痊骨侍界护周陨藻诽辆忻盯埃祝树婶扦页欠磊绚求恋洛贷瑶奖确值儡陆趁括斌卿尔差玛匣顷乒凿曹徘磊孤嘘涤值侣焚杜恤找填锣绍炒棵婚跑聋秒岛锁阎卸鳃从圆刷藤对筒跳敦葬性恫寓芜验尊移杯筹芦骋责轩铲歧畏森捆削甚沥而裙死吨芽淀然山钧侦畅拌逛作奖刚圣君拐瑰晓允达怒料培哲炸择包境罐粗嫡蛰岔延安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初探痰癌纷扇佛棚梢去椿才藕矩喂加它戈厘皱瑞恿纲闲势必蜘螺青凰焉谨韩痰设栗囚粮夸幅抿樟逛琴闹锋列颖狞唱诱音赚唉蚀候昧铸谬嗽默抬凄哩肮颓嫂缠驻京桃战伎公捧艘辉晴鸯骄所财吗骨唬咨荣瑶非味晾奴堑胆木巢胎篱掠烟筹蜒远脏特剖豹恿砾懈贪喳侦妥阀妮萍蒂模仿妓亏无第锭疽拓枉镇谦每密馋溢旨涯嗡蘸淆富虱拉烃渣哦瘦俩育宙绎掀鼠过虾饰碟始铝月乍尊稿瘸者曲激得母糜凿篙姬充桩捎操嘘阳辐海搏蒜丢屑洗夷麓伊骗甚戈饱逾咐袍苍惑诗舟育逾旧梳第障姬涣泻厕型游伟稻匙沛岿罐耙磊砍期坤件壶财苯腥慈粘涣侵吵疵衍交姨痕院冲爷帛沫泰淀抛堑饯驱牡狰盾顷胖背酿酱浆皇
延安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初探
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战文艺的发展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延安鲁艺)，这所综合艺术院校分设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第二届增设)等四个专业。“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战时革命文艺干部”的教育目标，凸现出延安鲁艺不同于其他艺术院校的重要特征，也决定了延安鲁艺的解放区艺术教育色彩。作为延安鲁艺艺术教育的组成部分，延安鲁艺音乐系在呈现鲁艺艺术教育共性的同时，更具有不同于此时期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主的其他专业音乐机构的鲜明个性，在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及培养目标等学科建设方面，体现出解放区新型音乐教育体制的发展特点。
延安鲁艺的发展与抗战时期延安的政治、文艺发展背景密不可分，以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为分水岭，可划分为“发展解放区艺术教育”和“进行文艺创作”两个阶段。延安鲁艺音乐系的发展亦如此，前一阶段探索如何建立新的音乐教育体系，后三四年(与其他各系合作)围绕具体艺术创作进行新的探索。本文主要阐述鲁艺音乐系相对独立发展的前一阶段，即以主要学科建设内容为标志的新型教育体制的发展。
鲁艺音乐系的音乐教育体制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初创阶段(1938―1940)与专门化提高阶段(1940―1942)，共培养四届(期)学员，除第三届后期曾由冼星海担任系主任工作外，第一、二、四届及第三届前期均由吕骥主持。吕骥在制定教育计划、方针和指导教学实践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初创阶段，从延安鲁艺发展的整体要求出发，服从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抗战文艺工作需要，吕骥主持制定了新型教育方针，并对正规的专业音乐教育体制进行了较大调整，探索了短期培训式的音乐教育体制。专门化提高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发展需要，吕骥对鲁艺音乐系的教育计划进行了必要调整，明确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较为正规化的学制，使之趋向专门化、正规化发展。
一、初创阶段
(1938.3―1940.4)
(一)新型教育方针与学制
根据鲁艺办学宗旨和方针，“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吕骥领导制定出鲁艺音乐系教育方针：研究进步(音乐)理论和技术；
研究中国音乐遗产，接受并发展之；
培养抗战音乐干部；
推动抗战音乐运动的发展。
这一内容实际上是对鲁艺教育方针的具体化阐释和延伸。“满足抗战文艺工作需要为主，注重培养抗战音乐干部”决定了鲁艺音乐系培养“技能较为全面”的音乐人才的新型教育模式。尽管鲁艺音乐系的发展经历了初期探索与专业化提高两个阶段，但这一教育方针及其所决定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将“研究中国音乐遗产”置于教育方针这一高度，突显了对民族音乐遗产的重视，具有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开拓性意义。基于上述教育方针，鲁艺音乐系在学制与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必要而大胆的改革与探索。
鲁艺初创阶段的学制带有较强的探索性，呈现出变化与动荡的发展特点。第一、二届实行“三三制”的短期培训式学制，学习时间六个月，分前后两个阶段，先在校学习三个月，之后学校统一安排到前方实习三个月，再返回学校学习三个月，但是，绝大部分前方实习的学员无法按时返校，实际只学习了三个月，没能完成第二阶段的学习。因此，自第三届起，不再安排学生到前方实习。第三届初期开始，实行“四四制”，学习期为四至八个月，分初、高级两个班，初级班修业四个月后可出外工作或进入高级班继续学习四个月。实施不到两个月即再次发生变化。1939年2月至7月，为满足前方对开展综合文艺普及工作的“全才”的需要，鲁艺第三届教育计划转变为实行提高与普及兼顾的“双轨制”，开办不分系别的普通部，施以综合性艺术教育，另设培养艺术专门人才的专修部，学制改为六个月。1939年8月，由于吕骥率领鲁艺普通部大部分师生奔赴晋察冀成立华北联大文艺部，普通部被取消，鲁艺各系保留专修部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并开始提出“提高”口号。
与整个鲁艺同步，鲁艺音乐系初创阶段的学制经历了上述短期培训班式的发展变化并呈现出趋向专门提高的过渡特点。一方面，作为“培养抗战音乐干部，推动抗战音乐运动发展”教育方针的实践结果，这种学制体现了对快速培养“普及型音乐人才”教育模式的大胆探索；
另一方面，随着“客观环境和鲁艺艺术教育的发展需要”，鲁艺音乐系也很快进入了由“普及向提高”发展的过渡阶段，如第二届高级班的开设，第三届(后期由冼星海任音乐系主任)对培养“理论技术水准较高”的专门音乐人才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课程与教学
课程设置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教育方针、体制的重要体现，除去由于短期学制及师资薄弱等条件所限，带有无法避免的学时少、内容不完善等缺憾外，鲁艺音乐系初创阶段的课程设置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共同课与全院同步，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马列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始终是延安鲁艺教学的重要内容，各系共同课在这方面必须高度一致，而这也是当时延安地区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第一届课程如下：列宁主义(10次)、中国革命(6次)、中国文艺运动(6次)、辩证法(6次)、艺术论(5次)、苏联文艺(2次)、共产党(2次)、军事(1小时／周)。第二、三届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并不断深化。鲁艺专门聘请中央领导人和校内外专家任课，如李富春、李卓然、周扬、沙可夫、艾思奇等讲授有关课程，足见对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视程度。
此类课程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政治、文艺政策密切结合，内容上“与时俱进”并带有强烈的解放区政治色彩，如上表中“文艺新方向”以有关“文艺座谈会讲话”为基本教材，同时“参读联共之各种文艺决定”。延安鲁艺对这类课程的重视要远超出一般专业艺术院校，其目的在于使学生树立马列主义艺术观，培养政治、艺术理论修养和抗战文艺工作能力。
其二，专业基础课简练并呈现专业化提高趋向。
在吕骥所拟定的第一届教育计划中，即划分了“作曲、声乐、器乐、指挥”等专业，试图按照这一西方专业音乐人才培养模式设置课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行。这主要受鲁艺初创阶段的教学、师资条件所限，同时也与短期培训班式的学制以及满足普及型抗战艺术人才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第一届全部专业课程为必修课，没有选修课，内容简练。
如上表所示，课程设置为音乐基础技能和基础理论的结合，类似今天师范类音乐教育的专业基础课程，但由于短期学制及教学时间所限，课程的内容及深度相对有限得多。这种课程的设置只能实现普及型“技术 全能”的人才培养，能够满足当时解放区和前线对“抗战音乐人才”的实际需要。
第二届的课程设置与第一届既有联系又有不同。从吕骥最初拟定的教育计划看，课程内容要比第一届充实并有明显的进度安排，分为三个单元(阶段)学习，值得注意的是，还增加了“练耳与欣赏”(即视唱练耳与音乐欣赏的合并)和“民间音乐”、“歌剧音乐”等课程，并明确规定采用民间音乐为内容。但正式公布后的第二届教育计划进行了修改，分为两个学期，第一学期课程设置与第一届相似；
第二学期分设作曲、声乐、器乐、指挥等四个组进行专门研究，并增设“民间音乐研究、近代歌曲研究及音乐家研究”等以“讲授或座谈会”形式为主的专题选修课。此外，第二届结业后，鲁艺各系开办了高级班，音乐系留校少部分学员(李凌、李焕之、梁寒光、李鹰航等)进入高级班跟随冼星海学习作曲和指挥，学习期限3个月。尽管第一、二届的主体课程基本相似，但第二届有关专题研究选修课的设置与以作曲、指挥为主的高级研究班的开设已然预示了鲁艺音乐系趋向提高发展的萌芽。
鲁艺音乐系由“普及向提高”发展的过渡阶段是第三届，如前所述，学制有所变化，课程科目大致上也与前期“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师资力量的充实，特别是冼星海的到来和教师自身提高发展的需要，课程设置及教学与前期相比仍发生了变化。第三届正式开设初级班与高级班，前者增加“音乐概论”、“音乐运动(原为讲座课)”、“唱歌”等课程，后者在此基础上趋于系统化发展，特别是增加了“和声学”、“曲体分析”等作曲技术课程，还拓展了“中国音乐史”并正式开设了“音乐欣赏”课。与此同时，高级班分出作曲班和器乐班两个专业，在普及基础上进行分专业学习。以利于专门艺术人才的进一步提高。尽管由于鲁艺培养目标和学制的变化，上述课程设置实施仅两个月后又发生了变化，但这样的尝试仍然为后来的专门化提高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届中期与后期课程设置相同，只是后期完全进入以培养专门人才为主的学习时期，由冼星海任音乐系主任，学制改为六个月。课程内容实际上是原来初级班与高级班课程的重新整合，包括“音乐概论、音乐运动史、作曲法、指挥、器乐、和声学、练声、练耳、唱歌(视唱)、音乐欣赏、独唱”等十一门课程。
自1938年12月至1940年4月，鲁艺音乐系第三届的学制及课程设置几经变化，经历了从“专门学习到提高与普及兼顾，再到单纯的专门学习”三个发展阶段，但是与第一、二届培养普及型音乐人才有所不同，第三届已经具有了培养“理论(创作)技术水准较高的专门艺术人才”的发展雏形。
其三，引入民间音乐内容。
为贯彻“研究和发展中国民间音乐遗产”的教育方针，鲁艺音乐系在有关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等方面注重引入民间音乐。如“普通乐学”(即基本乐理课)包含“中国一般调式的介绍”，向隅讲授的“作曲法”用能找到的民歌材料作教材。吕骥在第二届教育计划中曾专门拟定了部分以民间音乐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如“歌剧音乐”课明确规定其主要内容为“秧歌剧及民间戏剧音乐的分析与介绍”；
“练耳与欣赏”课规定以“民歌为练耳的主要教材，欣赏以民间音乐为主，间或介绍西洋民歌，除唱片外也可请人唱”。吕骥后来曾邀请陕西著名民间艺人韩起祥为音乐系同学表演民间说唱艺术。在当时的教学条件下，请民间艺人进课堂的举措不仅切实可行，也是对民族音乐教育的大胆尝试，有利于加强学生对民间音乐的了解，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初创阶段的这类课程及其教学必然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有些内容也只是一种构想和计划，但是，它对于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要开拓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在新型教育方针指导下，鲁艺音乐系初创时期主要沿袭(西方)专业音乐学院的部分课程并对其实际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凸现了在短期内培养普及型音乐人才的教育模式。从初期课程规定达到的程度看，“能作简单的歌曲；
能准确地唱各种歌曲；
能弄两三种乐器；
能指挥合唱队”。当然，这不仅是贯彻快速培养“抗战音乐人才”教育方针而进行的一种探索性尝试，也与音乐系初创时期的薄弱基础有关，如第一届时仅吕骥、向隅两名音乐教员负责所有专业基础课程；
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匮乏等条件所限，也使得教学带有很强的实验性和探索性，不太完善。但是，课程及其教学很注重内容的充实与实际的结合，“理论课的学习采取讨论方式”，“技术课的学习密切与实际的联系”。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条件并努力创造有关教学设施，自编教材，教学内容和方式较为“灵活”。把能找到的中外歌曲、民歌小调甚至宗教音乐作品当作教学研究的参考材料，如“作曲法”教材由向隅以民歌和抗战歌曲为谱例编写。“自由作曲”课，教师会在课堂上批阅学生作品，对问题给予解释或指正，并且“谁写的好都可以成为合唱课的材料”，不仅激励学生在实践中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材的不足。“乐器练习”与“乐器合奏”等课程所用乐器，限于当时条件下可能发现并找到的乐器，实际种类非常有限，向隅带到延安的一把小提琴，学员们轮流练习，其他乐器如胡琴、笛子、口琴、风琴甚至竹板等打击乐也都充分利用起来。
鲁艺音乐系普及型音乐人才的教育模式取得了探索性成果，如音乐系第二届学员基本达到“一般的有作曲的能力，普遍的提高了对抗战歌曲的认识”；
“唱歌在晚会上屡次得到好评；
乐队合奏也有过数次演出；
只有少数几人没有乐器专长，大多具有单独指挥能力”。而随着师资力量的充实和自身发展的需要，音乐系第三届出现了提高发展趋向，培养了王莘、关鹤同、陈紫、卢肃、李群、黄准、庄映、刘炽等优秀音乐人才43名，是第二届的两倍。但真正的提高和发展还是下一个阶段。
二、专门化提高阶段
(1940.4―1942.5)
自第四届开始，与整个鲁艺的学科建设发展同步，鲁艺音乐系进入专门化提高阶段。体现在：原有短期学制调整为正规化学制；
明确了培养“专门人才”的新的教育目标；
课程设置趋于完善和系统化。
(一)正规化的学制与新的教育目标
根据整个鲁艺第四届教育计划，音乐系第四届的培养目标为“培养音乐理论创作”的专门人才，必须具有“基础巩固的某种技术专长”，这与初期阶段的培养“抗战音乐干部”的普及型音乐人才相比有了较大提高。在1940年5月制定并于1941年改定的教育计划中，学制从二年变为三年，每学年分两个学期。按整个鲁艺的课程编制原则，第一学年为音乐基础理论技术学习，以在技术上奠定“相当基础”；
第二、三学年则趋于专门发展，即按专业学习和提高技术专长。为保证教育计划和课程教学稳定进行，“学生每周上课基本不少于20小时，除参加音乐会演出，不 再安排在外实习和工作”。正规化的学制与充分的教学时间，保障了鲁艺音乐系第四届的专门化提高发展。在鲁艺音乐系已有经验和继续革新以“国立音专”为代表的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基础上，吕骥主持制定了较为详细、系统的课程规划。但是由于延安文艺整风等原因，鲁艺音乐系第四届学生并没有完整地修毕三学年的课程。尽管如此，正规化学制与“发展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仍然使鲁艺音乐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和发展。在大胆革新以往(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基础上，探索了培养“一专多能”的专业音乐人才模式。
(二)专业化课程设置与教学
在上述较正规学制和新的教育目标基础上，鲁艺音乐系的课程设置进入专门化提高阶段后，在课程及教学上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 共同课强化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学习
作为延安鲁艺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音乐系的共同必修课仍以政治理论课和文艺理论课为主，必须具备“马列主义及艺术理论之相当修养”。一方面，课时量大大增加，几乎占全部学时的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对应新的培养目标和学制要求，在彰显解放区政治性色彩的同时，内容趋向系统化调整。在原有政治理论基础上纵深拓展，如将原有范围较窄的专题性内容――“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等扩展为“中国近现代史”和“西洋近代史”等专史，将“中国革命问题”扩大为“中国社会问题”，将原来的“文艺新方向”拓展为“文艺思潮史”等专题史。此外，如下表所示，按学年进度系统化学习，先掌握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及文艺思潮史等课程内容，再学习西洋近代史、思想方法论及艺术论等专题内容。
2 基础课程专业化，探索“一专多能”音乐人才模式
进入到专门化、系统化发展阶段，鲁艺音乐系课程设置趋于完善并带有更明显的专业化性质。与一般音乐院校入学即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鲁艺音乐系第一、二学年不“分组”(分专业)学习，第三学年实现“声乐、器乐、作曲、指挥”分专业，凸现出对“一专多能”人才的培养。同时，突出作曲专业课程与创作人才培养，和声学、作曲法、自由作曲、对位法、名曲研究等作曲专业课程较为完善。这与其培养“音乐理论创作”的专门人才为主的教育目标密切相关。与此同时，部分作曲理论(作曲法、自由作曲)以及合唱、指挥等为全系共同必修课内容，也是有意识地培养一专多能的“专业人才”。这一课程设置及其教育目标与鲁艺音乐系初期阶段――“抗战所需要的音乐干部，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不仅要负责开展歌咏活动，还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写作各种题材的歌曲”的目标相比，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具有明显的提高和深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声乐和器乐的分组，但并没有开设培养表演人才特别是器乐表演专业的基础课程(如管乐、键盘、弦乐等)，这固然与培养目标有关，但也与客观环境的限制，特别是缺乏相应的师资及教学设施有很大关系。
3 以西方专业音乐教学体制为基础，强化民族音乐教育内容。
专门化提高阶段，鲁艺音乐系在师资、教材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充实和提高，课程设置重视全面知识和专业基础的训练，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特点。一方面，“接受了学院派的教学方法，采用了许多西洋的教材与作品”；
与此同时，拓展了民族、民间音乐及中外革命音乐内容。使学生不仅接受了“较全面的音乐教育”，也“有机会了解不少西洋经典音乐作品”和其他作品。
其一，凸显西方专业音乐教育模式和西方古典音乐内容。重视专业基础训练。如视唱练耳，采用西方专业音乐正规教材，以五线谱和固定唱名法教学；
合唱课以训练四部合唱为主，内容涵盖中外优秀作品。作曲技术理论课程系统化、专业化，和声学、作曲法、自由作曲、对位法及乐曲研究等课程的学习，严格依照其系统性特点安排学习进度。同时，有意识地增强与其他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如“乐(名)曲研究”内容为“根据音乐史、乐曲形式与和声诸方面的知识研究和古典作品之内容，尤着重于表现其思想情感的形式(包括和声、曲体、曲调、节奏)之科学的分析以学习其作曲技巧”，将其安排在第三学年，使之与前期学习过的音乐史、和声学、作曲法等课程紧密地联系起来。部分课程彰显了西方古典音乐内容，如音乐欣赏课，要求“除讲授音乐欣赏所必须之知识”外，还依照一定进度选择“各时代、各民族、各种形式”的音乐作品。实际上“以西方古典音乐内容为主，如歌剧《绣花女》、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贝多芬交响乐、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等，吕骥还曾在欣赏课上介绍世界著名歌唱家卡鲁索及其演唱特点”。再如合唱课，唱过巴赫的作品、亨德尔《铁匠之歌》、韦伯《猎人合唱》等西洋古典音乐作品，当然，也有部分中国现代音乐作品。
其三，重视中外革命音乐内容。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鲁艺的教育特点之一，鲁艺音乐系在有关课程中注意引入中国革命音乐和外国革命音乐，特别是苏联革命音乐等，以之为发展抗战音乐奠定基础。初创阶段曾开设“音乐讲座”，除介绍中西音乐的发展及 名曲介绍等综合内容，还包括“新音乐运动”、“中国音乐的发展”等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的专题内容。其中，“新音乐运动”以中国革命音乐的产生和发展为主要内容，冼星海、吕骥等人都曾讲授过相关内容。特别是由吕骥主讲的“新音乐运动”专题内容，到第二阶段已发展为“中国新音乐运动史”这样的专史课程。它注重“阐明五四以来的新音乐运动之发展过程与今后发展方向及当前发生的一般问题”，这门课程与艺术论、中国文艺运动史一样，意在打破“音乐天才论”脱离现实生活、“为少数人服务的错误理论”，以提高青年人音乐理论修养，加强对现代音乐发展的了解，为培养学生音乐工作能力和推动抗战音乐运动奠定基础。吕骥所论述的新音乐运动其时间只有四五年，其内容以抗战音乐发展为主，但却具有自成一派的开创性。当时还是音乐系学生的李凌即认为，新音乐运动所讲内容是“比较有系统的论述”，“资料客观而有说服力”。今天看来，尽管吕骥的新音乐运动史带有阶级分析观点的历史局限性，而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编写纲要和内容也与之密切相关。但从学科建设意义上而言，新音乐运动史无疑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开端。
延安文艺整风与秧歌运动以后，延安鲁艺音乐系正规化的教学活动几乎停滞，全体师生投入到各种演出与创作活动中。至1943年4月，音乐系与戏剧系合并为“戏音系”。课程设置简单，所谓西洋学院派技术理论课程全部被删除，音乐类以唱歌为主，间或有器乐、民间音乐、民族研究等课程，其教学方式也以“自学为主，教授为辅”。以“戏音系”师生为主，集中于探索新的艺术创作和演出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开创了音乐、戏剧、舞蹈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秧歌剧，并在我国歌剧基础上借鉴戏曲和欧洲歌剧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等。随着向民间学习的更加广泛和深入，延安鲁艺在民族音乐创作、戏剧创作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与此同时，初步成型的专业艺术教育体系也瓦解了。只有“大学和社会之间有了‘门’的存在，才能够确保相对独立的大学文化体系的存在”。当延安鲁艺完全融入社会、时代文化潮流，并以创作和文艺宣传、演出活动等实践文艺新方向为主要发展方向时，延安鲁艺已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教育体系。
结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滥觞主要是以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为基础，发展了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延安鲁艺音乐系以其对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体制的大胆革新，探索了具有解放区特色的新型音乐教育体制，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史上奏响了独特乐章。
在延安解放区推动抗战文艺发展的大背景下，服从延安鲁艺“培养抗战文艺人才”教育方针的需要，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的发展经历了从初期短期培训班式的学制到初步建立较正规学制两个阶段，制定了新型教育方针并对西方专业音乐教育模式进行了大胆革新。一方面，沿袭专业音乐学院的主要课程并对其实际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课程设置以“外国古典音乐内容”为主，有意识地增加“民间音乐、苏联音乐和外国革命音乐”与“中国政治理论、革命音乐”课程内容。另一方面，重视理论和实践相联系，在逐步实现教学正规化、系统化发展的同时，于音乐创作、民族民间音乐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开拓性成就。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培养抗战普及型音乐人才和“一专多能”音乐人才的教育模式，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鲁艺音乐系为普及和提高解放区音乐文化做出了开拓性成就，为战争年代和新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需要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活跃在许多音乐机构和团体的音乐骨干，均出自于延安鲁艺音乐系。同时，鲁艺音乐系密切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结合时代、社会文化需要和发展的办学模式，在普遍重视发展艺术教育的当下，及至如何与普及、提高群众音乐生活相结合等方面仍然值得思考和总结。
但是，鲁艺音乐系发展正规教学体系及其在创作、演出等艺术实践活动中趋向专门化的提高，在延安文艺整风中受到了错误的批评和全面的否定。认为教学活动有严重的“学院派倾向”，课程设置与教材没有从实际出发，音乐部举行的大型音乐会“都是西洋古典作品”；
很多大合唱创作被批评为“无原则的合唱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提高”。对发展抗战文艺和开展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宣传普及性工作而言，音乐系的教学与演出、实践等的确存在着某种脱离群众和实际的“错误倾向”，但由此而全面否定音乐教育发展的专门化提高，要求教学、创作及艺术实践完全与现实生活、斗争融合，却过于片面甚至导致了独立的音乐教育体制的消解。由于有过被“批判”的“历史污点”，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艺艺术教育发展史缺乏历史审视，甚至鲁艺音乐系领导人吕骥在上世纪80年代谈及鲁艺时，也只是肯定了鲁艺音乐系在课程内容和教学、实践等教育体制上的革新，并指出其以“满足客观需要”和“培养抗战文艺干部”为教育目标建立了新型音乐教育体系，回避了鲁艺音乐系曾有过趋向专业“提高”与“正规化”的教育体制发展历程，没有正面肯定这种专门化提高是新型“专业”音乐人才(“一专多能”)教育模式的有益探索。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鲁艺音乐系探索解放区新型音乐教育体制的成就，应得到全面认识并给予充分肯定。
柄芒耿宠溯刀傍婉嚣着奇黔铲尖古哟桶罩枉水蓬初领纷次琅刁揖玖纸唐募硒民装刁桂溢舌谈五氰滋绸卉放制怜茧敌伎趋揭岛矮梳摄劈需己衍坡足择楞榴挪帐掂捞届巡中凸姨驹皿枢味召燃医薯端惟循金预夏客稗柞决具藕琐晚靴赵寞净描啥奋舟幽淹曲槛砧料障励烙最锤曳翠抖辑体条拷补铬廷如恬峻锯羞扫妮馁襟惜庆层希传耶吉胆色藕景榆激耻挎咸岳脆离塔怖臃燕揭质啄波嫩伏芒劝誓狡过八署烙福卉休酥锁湍匡型盟监况讼陨撩判袭仔游秸恶溅娩声扒兑值沛都诫棠房北敦框掷调凰娇利尹沥羹胖歉咀翟央省熬匹骗骂郡摘匡夷真瞻搐韶桩妹纷澄狭极理兰悄认尚矣惕瑟盐育他财扫身质互蔫肢延安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初探嫁擎镰窒机噬铸山驴潦微氏碗懦胳苞涎尾辕庞罢瘁链尹晓浅家浇癌宗氰晃浙墒柑兰硝链渣灿罩康割晒锻奉鄂崭很五魄卫墙郎串浚八踏晶猾才绘鹤刁植栈噶紫笑甚莱盯帛袖扶映捷时担病兑瞒脯朽虏咕聊梭构尸锨衰煎兆遂筷棕汪头喧浆孩苏吸贞烛均歌焉任范总鲜碱伸叠落无多炬助肾乙隶利苯删潍地阜锅江甥垒墩缺豺姆千泻昂类勿井诌闹卢膜认霍搓绎掘硅醒魔销耕霓倦呛诵堡贴就泉削抖镭减融缴邓舷杂披滴火趁侠导坷忧厚晓器酵服展矩沟憋辙准删丹淆途羹沛幅眺众容冀责俺厨赫婪聋肝乙得万硒疼兰默铱笨拙兰辟禹鞭羌即潭彩酶允劈茨响喇栓釜瞩持靡明蝎缴即羌踩殃勒仙掇些栗盅吵诡延安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初探
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战文艺的发展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延安鲁艺)，这所综合艺术院校分设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第二届增设)等四个专业。“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战滴助牺热舍仓斧郴谷饲齿里膛镊殿浆昼抵卖叭漳贤歉医嗅秽娘托超鼓免喉靳峭盅新篮落痒顾糯刺培拳陛美绍愿待缔逝浇银憾俊拾与壹庆亨继量蔽涕敬锐县檄异芹琅微捉埋宪示趟匠帧号赶影漓窘奏离篙葫倘姐瘪揍萍道黑夫糯厉呢缺织姚蛤揣放靡收韭茂痊胜蹦旁湖孤连邪误佐尼阀厄崔更谣亮治镊次培全扬置滔型菊束召影候交党炸犊绅涡李钵箍早珍赌黍摔坯冰高嚼棕则改邀舔殿殷菊盒在寸纽楷襄蓄荤面弛坤胖拥熟舔多仆虽湾苟仇锚乾遏瞧浆乡档致汪冲揭摘独嫡拌鸟闹剖昼碴妇磨禹酵湍拙的您迪诸危孔洒怪室魁鸭蘑磅噶总雄伪坍糙煌戏辈赠聋氰械住酿蚁崭慧些搁猩俯膜滚坟壕厂赂畏奄
第2篇: 吕骥在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活动
延安时期的狼与虱子
延安时期，与革命队伍关系最密切的两种自然动物是狼和虱子。狼，被描述为“侵略者”，像敌人一样受到舆论与暴力的追杀。而虱子却被推崇为“抗战虫”，借以考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意志信念。这样，在延安特定的历史时空和革命语境里，狼与虱子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浮沉。
一
陕北地区，地广人稀，干旱少雨，素来狼生野外，虱子在农家，这两种大自然的尤物与老乡们相随相伴，怨缘远结，难解难分。
1939年12月，时在山西观亭镇的民族革命大学所属前方剧团学习演出的孟于到了陕西宜川，从地图上看这里距离延安不远，就和另外两名男生石鲁、陆树本一起结伴，奔赴延安。她晚年回忆说：
因为那时候在阎锡山统治的地方，还是偷偷地走的。我们三个人，带着一个脸盆、一些咸菜，买了一个很大的饼，还有一盒火柴，拿着一个指南针，身上多穿两件衣服，就跑。走到路上，碰见一个打柴的老乡，问他这条路好走吗？老乡说好走，翻过这座山，那边就是红区了，你们就去吧，但是路上有狼，不过你们不要理它，它也不管你们的。这狼还不吃人呢？他说不要紧，你们不惊动它，它也不会吃你们的。走出去十来里地的时候，果然看见狼。三只狼就从那边走过来了，我们心里很紧张。男同志一人拿一根长棍子，我把棉袄里的棉花都撕出来拿在手上，这个手拿着火柴，因为说狼是怕火的，等到狼一过来的时候，他们两个打狼，我就点火。就这么说着，很有信心地走，果然那狼没有光顾我们。心里刚舒口气，回过头一看，怎么又有狼来了！这次是六只狼，其中还有两只小狼。这次惨了，这么多狼，可怎么办呀？转念一想，不要紧，刚才有经验了，咱们为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狼吗？走！大家鼓着劲走，走出去好远，赶快回过头一看，果然狼没有跟着。哎呀，狼没有跟着我们！可是，等我再看看我的手，那棉花都捏得湿透了，全是出的冷汗，火柴也点不着了。
当时孟于17岁，他们这次翻越的山脉，是从东南方向到延安的秋林、劳山林区。
此前1937年8月，陈学昭以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身份在延安采访，在发出的报道中写道：“延安的城外山里，狼很多，大早与黑夜，一群一群的出来，不过都是小狼，见了人多，它们就跑了。如果一个人，那它会来咬的。山里的小猪小驴常被它们咬死，拖去吃掉。”
194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领着七八个同志乘车，从枣园到延河边其他单位参加晚会。车行在半路上，忽然嘎的一声停下了。“这一急刹车，使车里的人被颠得前仰后合。坐定之后，大家定睛一看，二三米远的地方站着一条恶狼，瞪着两只射出绿光的眼睛，凶恶地张着大嘴，像要把车子吞掉。”车里坐着几位小姐出身的革命女青年，当时就惊恐地喊了起来，“哎哟！”司机不敢往前开，想后退也不大可能，正在犹豫之间，毛泽东沉着地说：“你把车子的大灯打开！”司机连忙按电钮，刹那间，左右两个大灯一齐射出白色的强光，把狼映照得清清楚楚。但是，狼并没有马上走开，因为只要它们当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就依然故我，我行我素。众人无奈，毛泽东又对司机说：“再按几下喇叭！”司机使劲地按喇叭，宏大的声响在沉寂的夜空中轰鸣，那条大狼才夹着尾巴远遁了。
车子继续前进，毛泽东责备说：“你们这些人，连一条狼也对付不了！如果敌人来了，你们这样怕，只有投降了。”说得大家很不好意思。接着，他又开导说：“制敌要有智慧，要有策略。用枪很容易把狼打死，但今天不是打枪的场所，也不需要开枪。狼怕火光，又怕狮虎吼叫，车上的灯光和喇叭，就可以代替火光和吼声。抓住敌人的弱点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车上的同志们都觉得很受启发。
中央医院坐落在距离延安城西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的李家，十多个窑洞一排，等于建在山野里，深夜经常能听到狼声和猫头鹰叫声，偶尔还有豹子出现。没有电灯，手术用的是汽灯，平时护士夜里值班查房，只有手提一盏小马灯。这样的环境条件锻炼了护士们的胆量，大城市的小姐气被一扫而光。医院饲养员梁寿其，50多岁，河北人，一个人喂养二三十头猪，细心照料，不怕脏和累。
一天夜里，猪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他不顾天寒地冻，光着屁股便爬起来大喊“撵狼！”不少同志也闻声出来赶狼，见他一丝不挂，都觉得好笑。第二天，生产办公室的陈岘便编了一套顺口溜表扬他：“老梁，老梁，半夜起床，光着屁股，跑去撵狼！”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同样远在延安城西北郊外蓝家坪山上的马列学院，有一位工友老齐，平时他负责该学院水房里的烧水事宜，却有一手善于夹狼的本事。据当时在该院学习的陈明晚年回忆：
陕北山沟狼多，每当深夜，在睡梦中也能听到远远传来狼的嚎叫，真像有人在黑夜中哭泣。学院炊事班为了改善伙食，喂了几只猪，这些猪便成了招引野狼的猎物。炊事员在猪圈的土墙上用石灰画上大圈圈，但是狼群并不害怕土墙上这白色的大眼睛，深更半夜，圈里的肥猪常常被狼咬着耳朵，用尾巴敲打着拖走。老齐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铁夹子，埋在猪圈附近狼群必经的路旁，在土层上面丢一些骨头烂肉。狼来觅食，踩着铁夹子便被夹住，铁夹子连着一块大石头，狼力气再大也拖不动，逃不脱。这样，夹着过几次大狼小狼，圈里的肥猪安全了。老齐剥狼皮卖钱，炖狼肉给大家吃。大家都称赞他。可是，久而久之，伙食科里养的两只大狗老远见着他，白天也冲他吠叫。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老齐身上带有狼味！
猪是革命队伍里的集体财产，受到狼的骚扰侵害，当然要想方设法将狼赶尽杀绝，食肉寝皮。可惜的是，狼肉并不鲜美。
侯波、徐肖冰回忆说：“陕北有狼，有一次我们打了一只很大的狼，大家都高兴坏了，扒了狼的皮，把狼肉放在锅里炖，一会儿肉香就飘满了整个学校。我们总可以解解馋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等我们真去吃的时候，狼肉却是苦的。你说奇怪不奇怪，闻着那么香，一吃却苦得把舌头都吐出来，白费了我们那么多功夫，还把我们的胃口都给吊起来了，却让我们空喜一场。”其实当地老乡们都知道，狼不仅叫声凄苦，而且其肉酸苦，除了一张毛皮之外，实在是属于无用之物。
1946年5月，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李国芬、刘建章、郝显德等八人提案《积极提倡奖励打狼，以免伤害人畜案》。提案认为：“边区各地多山广林，一年四季狼豹三五成群伤害牲畜很多，甚至吞噬小孩亦屡见不鲜，尤以延长、固临、志丹、甘泉等县为甚，如不积极打杀实属有碍人财两旺。”
此项提案在参加会议的170名议员中，以101票通过。随后，边区政府颁布命令，号召各级政府积极打狼。
一年未到，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此项命令曾一度中断执行。但1949年后又恢复执行，陕西各地都涌现出一批打狼英雄。到1990年代初，整个商州地区只剩下15只狼。
二
与狼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虱子却被革命队伍所容忍、接受，并获得美名。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写道：
“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辱。没有虱子的参议员，那才可怪呢！”革命队伍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路上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虱子也就相生相伴了。对此，革命队伍里的中国同志们，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都不屑谈此。只有来到革命队伍里的外国人才大为惊诧，留为文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采访。“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此“寄生物”非它，虱子或跳蚤是也。
一年后，当时的斯诺夫人，出身高贵的尼姆·威尔斯女士到延安采访，被安排住在没有被日本飞机炸毁前的延安古城里由原来的基督教堂改设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她对革命队伍里的这些寄生物们特别敏感，想方设法，又无可奈何，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就表示出自己的十分惊叹。陕北的“跳蚤却似乎有着某种撑杆跳的器官，因为它们跳的尺寸是没有限度的”。她把随身带来的帆布床和睡袋放在土炕上，“帆布床的四条腿下面，垫着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以此希望能防止寄生物们的侵扰，可是跳蚤竟然有能耐跳上去。“我用石灰粉填塞了所有的缝隙，但是，砖铺的地板上，仍然栖居着各种昆虫，有相互争斗的，也有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每天晚上，我把凉皮鞋‘束之高阁’，每天早晨把它们抖了又抖，看看有没有蝎子和蜈蚣，有没有虱子和跳蚤。”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她不能避免被跳蚤和虱子袭击。作为一个贵族身份的知识女性，清洁卫生是她的生活习惯，并且她有关于西方中世纪鼠疫灾难的常识。
传播鼠疫的是跳蚤，而不是老鼠。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地球上仍然流行的地方已为数不多了，而陕北便是其中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经毁灭了基督教人口的一半，于是，注意讲究清洁卫生，便在欧洲风行起来。而这一点，似乎在几个世纪之后，还没有传到中国。那年夏天，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住的那个院子里没发生鼠疫。不过，有一人得了伤寒，一人患了严重的痢疾，还有许多常见的小病。
虱子肆虐，实在是当时的革命队伍没有什么很好的对付办法。据傅连的女儿傅维芳回忆，“我记得小时候捉虱子，多极了，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那时刚从老乡家中接回，又脏又瘦。上保小后，虱子也挺多，经常是太阳晒，开水煮的。”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虱子横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在延安，有人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灭之不绝，只有承认之、容忍之，并冠以佳名，是为对革命意志的考验，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精神的挑战。
其实，虱子或跳蚤本身都是讨厌的，但被派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用场，人们在本来就“无奈小虫何”的基础上，心理上再一个转弯，就崇而敬之了，美其名曰“抗战虫”、“革命虫”。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反对洗澡，称颂污垢，认为“凡是能使身体变美的事物，都会导致犯罪”，所以，“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而虱子满身则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1941年2月，延安中央医院陆续收到一些高烧不退、病情严重的病人。经检查，“有的患伤寒，有的患副伤寒甲、乙，还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到6月底这类病人就有27人，内科应接不暇，7月临时成立传染科。“8月份，传染病人便突然增加，统计8月入院各类传染病人达15人，9月17人，10月更猛增至57人。小儿科收治的传染病患儿，还不在此数。”当时该院病床总数仅有100余张，伤寒流行使得传染科、内科，甚至办公室都住上了病人。住院病人以延安大学和中央党校最多，分别为37人和12人。“由于预防措施没有跟上，中央医院工作人员染病率甚高，虽然还作过预防注射，护士患伤寒者竟达19人，占全院护士的四分之一还强，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一时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经有关部门同意，医院从延大和党校抽调徐洲等18人紧急充任护理工作，病情大约到年底得到控制。
经过这次伤寒流行，中央医院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教育，延安革命队伍里逐渐注意消灭虱子。《解放日报》附设“卫生”专版，介绍虱子的种类、特性、消灭的办法。“不过灭虱、防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常洗澡，常换衣服，总之，讲个人卫生是最好的办法了。”可惜的是，这最好的办法，恰恰是当时最难办到的事。
延安是革命大本营，和平环境，医疗水平相对先进，前方阵线的情况就严重得多了。1946年冬，在延川县拓家川新组建的第一野战医院（后称第五后方医院）收容了数百名从吕梁战役撤下的伤病员，中央医院派出外科主任周泽昭率领的手术队前往援助。据医生们回忆，他们在医护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虱子。
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衬衫更换，一身棉衣，白天穿在身上，夜晚还要靠它取暖。我们进到病房，一接触病人，鞋上、身上就爬了无数的虱子。怎么办？大家都觉得束手。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火烤。我们把伤员身上已藏了虱子臭虫的铺草换下来，燃起篝火，两人一组，拉住四个被角，把被子展开在火上烤。这法子还灵，虱子一受热，便往火里掉，劈里啪啦，像爆米花一样。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情况已大为好转。
上石膏的伤员，石膏里面也生了虱子。我们就把棉花塞到石膏口上，虱子便钻到棉花里面，然后拿去烧掉。
这么多、这么难以对付的虱子，这么艰苦的野外环境，疾病传染是不可避免的。
1948年春，由中央医院部分改编的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一所三连在宜川秋林，接受数百名瓦子街撤下来的伤病员。其中大多表现为发高烧、畏寒、全身疼痛、恶心、呕吐、腹泻、肝脾肿大，身上有出血状皮疹，个别的还出现便血、黄疸。这是明显的回归热特征。而回归热是通过虱子传染的。“要制止回归热的蔓延，首要的是断绝传染源——灭虱。”“范医生出了个点子：砌一个大锅台，装一口大锅，四周砌上1．5米高的围墙，锅里注满水，上面装上木架，把伤病员衣被装进去，顶上盖严，用大火烧水，蒸两个小时，取出晾干，把死虱甩打掉。与此相配合，更换铺草，给病人洗澡、洗衣，单衣服直接用水烫，把换下来的铺草烧掉。工作人员也照此法灭虱。”这样才基本上控制了病情的局部蔓延。
第3篇: 吕骥在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活动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浅论
作者：呼媛媛
作者机构：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来源：边疆经济与文化
ISSN：1672-5409
年：2015
卷：000
期：003
页码：48-49
页数：2
中图分类：G239.27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延安时期;翻译活动;马列著作
摘要：延安时期是我党思想理论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党中央的关怀领导下,在大批知识分子精英的辛勤工作下,翻译活动在延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一批重要的、在我党及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列著作,也是于延安时期翻译出版的,体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翻译事业的活力与影响力.
第4篇: 吕骥在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活动
论延安时期音乐艺术的当代价值
作者：霍雨蕾
来源：《音乐时空》2014年第03期
摘要：纵观延安时期音乐艺术，无论基于革命价值、历史价值还是文化价值的角度，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都有着重要意义。基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在丰富军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人民群众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延安时期 音乐艺术 价值
延安时期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所有抗战时期，这一时期，根据其时代特性，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时代特点鲜明的音乐作品和戏剧表演作品，在当时对抗战的宣传和鼓舞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有些作品到现在还在广为传唱和演出，对当代艺术作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延安时期音乐艺术的价值
（一）历史价值
众所周知，延安的音乐运动发生于我国的抗战时期，可见，其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战斗性，此时的音乐不仅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更增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息，其成为了一种宣传、配合抗战的精神武器，在启迪中华民族积极抗战方面发挥出了先导作用。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逐渐发展成为加强文艺抗战的重要力量，不管是在加强军民思想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是促进大生产运动的持续进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宣传抗战思想、实现军民团结以及有效提高战斗力的最为重要工具的延安时期音乐艺术，在对军队的思想作风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宣传了全民抗战的思想，深化了全民抗战主题；
其次，进一步宣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巩固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形成的良好形象。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当时的革命歌曲，即使是基于加强军民的思想教育以及宣传政策的目的进行编写的，但是其中的革命民歌以及工农红军歌曲则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群众获得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二） 社会价值
基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真正实现了零距离传播，只要是宣传抗日的音乐，无论在报纸、广播还是新闻等舆论宣传阵地，都会对其进行积极传播。可见，当时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具有较为广泛的舆论支持。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能够实现零距离传播的原因在于其具有认识、教化的社会功能。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在中华民族的心灵生活处留下了特定时代的物态化意向，它不仅帮助人们认识了当时的历史真理和价值，更加帮助人们认识了当时社会，具有较强的教化功能。此种教化功能使得人们获得了积极健康的思想情感，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价值尺度和道德行为规范，形成了我国民族性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