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邵志成（1976—），男，汉族，山东苍山人，历史学硕士，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方向：明清史
摘 要：乾嘉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总结集成性的杰出代表，兰克史学是近代西方史学的先进典范。乾嘉史学的“实事求是”理念与兰克史学的“如实直书”原则极为相似。对乾嘉史学、兰克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史学理论与方法、地位影响等诸多问题进行系统比较，不仅能深化我们对其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而且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乾嘉史学；兰克史学；兴起背景；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6-0000-01
（一）乾嘉史学兴起的内外条件——宋学之“反动”与文化专制
乾嘉史学是乾嘉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其所以出现的原因，显然要放在乾嘉学术兴起的广阔背景中去理解。对于这个问题，前辈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较具代表性的有梁启超“内外结合”说、钱穆“外在因素”说、余英时“内在渊源”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强调外在的政治因素是乾嘉学术兴起的主要条件；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主内在渊源说，余氏认为宋明理学后来本有回归经典的趋势。我们认为，就内在说而言，对宋学的反动所“反”出的只是顾炎武、黄宗羲等要求客观考察、经世致用的实学而非偏于文献考据的乾嘉学术；就外在说而言，只强调外在的政治因素又忽略了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动因，毕竟晚明遗老对清代学术的拓荒性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所以比较而言还是梁启超先生“内外结合”说较能圆满的回答明清学术从宋明理学到明清实学再到乾嘉学术的变化。
梁启超先生的“内外结合”说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章太炎先生的观点。对于清代学术由国初经世实学到乾嘉考据学的变化，章太炎有这样的描述，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生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可见，清代乾嘉史学的“实事求是”是“宋学反动”而出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专制压力下的“异化”。总之，对于乾嘉历史考证学兴起之缘由，我们既不能忽视文化专制对学术转向的巨大影响，更不能只讲外在环境而忽略了学术发展自有其内在根源。这正像罗炳良先生所认为的，将乾嘉历史考证学的成因，完全归咎于清廷的文化高压政策，则失之偏颇。要全面认识乾嘉历史考证学，主要还应当从学术自身发展中寻究原因。“乾嘉历史考证学是清代中叶史家承袭前人注重征实学术传统，自觉矫正宋明义理史学空疏学风的结果，是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所使然。”
（二）史学“科学化”与兰克史学兴起
整个19世纪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黄金时段，依托物质经济的坚实基础，此一期西方学术也呈繁荣之势，其中尤以历史学领域最为突出，各种史学流派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异彩纷呈；名师巨匠，应有尽有；史学名著，不绝于世，19世纪无愧于“史学世纪”的美誉。19世纪西方史学的大发展，其中心在德国，这主要是此时德国出现了闻名于世的兰克学派，兰克史学以“如实直书”为主要特色，重视史料的整理把握，注重考证辨伪，其客观治史的原则被奉为圭臬风行一时。正是由于其对“客观性”的重视，很快受到欧洲各国的认同和推崇。
兰克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最杰出代表，当我们谈及其所以兴起的背景时，必要放在当时欧洲广阔的社会环境下去考察，当然，其所以出现在德国必与其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兰克史学是欧洲时代大潮与德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所孕育出的硕果。就当时欧洲的时代语境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科学主义两股浪潮，其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是整个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科学主义的浪潮则逐渐影响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人文学科也不得不经受一番“科学化”的洗礼才可以存活于世，就历史学的发展而言，其“科学化”、“专业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法国大革命对德意志地区的影响最为深远，法军入侵造成的巨大压力激发了德意志国家的改革浪潮，这其中普鲁士的政治经济改革最为重要。1806年，法军入侵普鲁士，耶拿一役普鲁士军队惨败，最后不得不同法国签订合约，由此普鲁士也就沦为了法国的附属国。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旧世界已失去魔力，它已不再适合我们了，这个流尽鲜血的国家要继续生存，就必须适应时代的新要求，用类似的方法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更新”。于是，普鲁士试图通过改革来实现富国强兵，从而进入了“改革时代”。普鲁士的改革是较为全面，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序列变革外，还确立了“学术强国”的基本国策，以思想学术的繁荣促进国家的富强。在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下，德国学术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正是依托柏林大学这个思想基地，兰克史学悄然崛起并流布世界。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在“学术强国”的号召下，德国学术走向繁荣复兴的同时，其中也表现出来强烈的功利倾向、政治意涵。这正像张广智先生说的：“历史与政治的联姻是德国近代文化中突出的现象，历史学家总是被政治家当作老师，它既显示出政治家对历史的尊重，也显示出人们对学术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在这种学术与政治结合的文化氛围下而起的兰克史学也表现出了浓重的政治气息，兰克本人也有强烈的政治情愫，远大的政治抱负，兰克的史著也多集中于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由此可见，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对德意志国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此一时期的思想家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关怀，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史家尤其如此。
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浪潮所引起的欧洲的震荡是19世纪初西方史学发展的外缘条件的话，一浪高过一浪的“科学主义”浪潮则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说，此时“科学主义”浪潮正是型塑西方史学最主要的力量，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史学“独立化”、“科学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科学主义”是当时整个欧洲的时代大潮，大有“科学取代神学”之势，大部分国家的宗教观念日益淡薄，德国却是个例外。德国虽无可避免科学主义浪潮的冲击，但它始终保持着自身特殊的宗教文化传统——虔信主义。在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中而起的兰克史学，不可避免的受到宗教气息的熏陶，特别是当其“如实直书”的客观性追求陷入困局时，这种“宗教性”内涵甚至一下变成了兰克史学中的“主宰”。因为，如果把“如实直书”的客观性作为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当面对史学研究中难于回避的基本问题时，比如历史发展的动力何在？历史为什么这样发展？其“如实直书”理论的缺陷就马上凸显出来了，面对如此困局，兰克就自然而然地去借助上帝的力量，这就是其史学中神秘的“上帝之手”。
综上，在叙述了乾嘉史学、兰克史学兴起的不同背景后，我们已经较清楚地认识到两者是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产物。总的说来，即便两者有“客观性”层面上的一致性，塑造这种“特性”的力量却是完全不同的，乾嘉史学的“实事求是”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专制高压下的“异化”；兰克史学的“如实直书”则与西方的“科学主义”浪潮有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 罗炳良.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2]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